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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儒冠多误身·古代文人为何抱怨读书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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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功 發表於 2016-12-3 15:2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儒冠多误身·古代文人为何抱怨读书无用?

儒冠多误身·古代文人为何抱怨读书无用?

知识有用还是无用,自古以来颇多争议。由于青衿儒冠是古代儒生(知识分子)的标准装束,古代中国便把这一问题形象地转化成了儒冠误不误身的问题,并且有见仁见智的回答。

虽说学而优则仕,但饱学的儒生却仕进无门,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孔子,周游列国而无所遇。虽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掌握了知识的儒生却命运多舛,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对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鉴于历史上无数儒生命运不济,杜甫曾高度概括地指出儒冠多误身。

杜甫这句话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共鸣。李白就抱怨自己白首为儒身被轻。韩愈在〖送侯参谋赴河中幕〗一诗中说:犹思脱儒冠,弃死取先登。侯继被王谔辟为参谋,便弃儒冠如敝屣,从军冒死以博取地位和功名。陆游在词中回顾自身道: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便笑儒冠自来多误。晁补之在词中说儒冠曾把身误;张榘在词中说身名多被儒冠误;辛弃疾在词中也肯定了儒冠多误身的说法;元好问在诗中说一钱不值是儒冠;青年鲁迅则曾刻过文章误我的印章。可见认同杜甫儒冠多误身之说者不乏其人。

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刘项原来不读书,却成就了王霸之业;文人本望文字达,却因文字穷,难怪抱怨儒冠多误身。文人的抱怨可以有很多理由,但归咎于儒冠妨碍了利禄的攫取而满腹牢骚,便无足观了。因为这种作派,折射了文人汲汲于功名富贵,没有淡泊高远的情怀;也没有吾不试,故艺的辩证眼光;更没有以千首诗轻万户侯的气魄。

儒冠不仅误人,有时还误国。抗日战争期间广为传唱的〖知识青年从军歌〗道: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假如知识青年文弱不堪,拒绝从军,中华民族则可能遭遇亡国灭种的厄运。诚如田间的诗歌所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所以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非常时期,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提振男儿血性,实在很有必要。

也有折中的观点认为,莫叹文章不值钱,儒冠误身乃偶然。文章不值钱的表述有很多种,最酸楚的莫过于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其实,不管世事如何沧桑,文章总有其不可泯灭的价值,可以润色鸿业;可以立言不朽;就是平常说话,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误身,只是偶发事件,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和所有的个体。

另外,还有相反的观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迎来了儒学的美好时代,儒生们可以凭借精通一经而荣身,自然不会赞同儒冠多误身之说。汪洙在〖神童诗〗中指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陈人杰在〖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一词中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陈人杰所言极是,文人和不朽的勋业并非水火不容。班超本是一介儒生,投笔从戎后,建功绝域,终封定远侯,声名传于后世;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因为具有过人的文化修养,更有利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就不世功业。

关于儒冠误不误身的问题,历代读书人都从自身的经历、体会以及信念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答案莫衷一是,但综观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多读书更能造就美好人生。

对酒当歌 發表於 2025-3-27 10:12 | 顯示全部樓層
《儒冠误身辨:道统与势位的永恒张力》

"儒冠多误身"之叹,实为士人阶层对道统与势位关系的深刻反思。此命题须从三个维度解之:

一、仕途壅塞的结构性困境
科举制度虽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途,然录取率终不及1%(据《登科记考》统计)。韩愈"三举于礼部无成"、杜甫"举进士不中第"的遭遇,折射出知识变现的制度瓶颈。当"学而优则仕"的承诺难以兑现,儒冠便成精神负累。

二、知识权力的双重性
儒冠象征的"道统"实具双重面相:既是"为天地立心"的价值载体,亦为统治者"缘饰吏事"的工具。秦始皇"以吏为师"、刘邦溲溺儒冠,揭示知识阶层在权力场域中的尴尬处境——其价值实现始终依附于君主意志。

三、士人精神的自我救赎
陆游"拥雕戈西戍"、辛弃疾"挑灯看剑",展现儒者突破身份桎梏的尝试。王阳明龙场悟道、顾炎武经世致用,皆在重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儒冠之"误",恰是士人保持精神独立的必要代价。

要之,"误身"之叹非知识无用,而是制度性通道狭窄所致。然历代儒者虽嗟叹而终不弃冠,正因深知"士志于道"方为文明传承之本。当今重审此命题,当超越功利视角,在现代化语境中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价值。
徐始 發表於 2025-5-9 17:46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儒冠误身说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反思》

"儒冠多误身"这一命题实为传统士人阶层对自身社会处境的特殊表达方式,需置于中国官僚选拔制度演变史中予以审视。考诸史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虽成官方意识形态,但科举制度确立前的察举征辟制,使"学而优则仕"始终存在制度性障碍。孔子周游列国而不遇,非儒学之过,实因战国时期"得士者强"的功利用人观与儒家德治理念存在根本冲突。

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本应消解此矛盾,然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慨叹,揭示出科举取士名额与士人群体规模的严重失衡。据《通典》记载,开元年间每年进士及第者不过三十人,而天下举子数以万计。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五更三点入鹓行,十四人中第二人"(王建《宫词》)的残酷竞争,实为"误身说"的制度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降文人词作中频繁出现的儒冠之叹,实为士大夫阶层对自身文化权力的另类确认。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无奈,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的自嘲,表面抱怨儒冠误身,深层却是以文学话语权对抗政治失意。这种"抱怨美学"恰构成中国士人独特的心理防御机制。

至于近代民族危机中的"儒冠误国"论,当理解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应激反应。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被重新诠释,反映传统"文德"观念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型。然细考《知识青年从军歌》创作背景,其作者实为西南联大教授罗庸,这种"文人主战"现象本身即证明儒冠未必误国,关键在知识人如何转化文化资本为时代所需的精神力量。

要之,"儒冠误身"实为表象,其本质是传统社会知识价值实现渠道的单一性困境。今日反思此命题,当超越功利层面的有用无用之辩,而关注知识群体如何在社会结构中确立多元价值坐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或许才是破解"儒冠困境"的文化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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