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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误解儒家妄誉道家---梁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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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儒者 发表于 2019-1-3 21: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梁涛在《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2018年01月17日《中华读书报 》)文中写道:

“孔老当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积极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地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静,富有智慧,更多关注的是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老子、道家也不是不讲爱,而是警惕人们以爱的名义滑向专制和独断。所以,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与道家的任其如此,表面上似乎是相互对立,实际上却构成相互补充和完善,儒家可以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反之亦然。”

这段话混乱不堪,简单批判如下:

首先是严重误解儒家。“儒家积极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错,但不能因此推断儒家“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这个推断缺乏基本逻辑和证据的支持。君子以道自任,以圣贤为道德理想;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以成德成圣,倡导以圣贤自期,这与“以圣贤自居”是两回事。

其次,梁涛所说的道家的优点,诸如清醒冷静、富有智慧、关注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等等,原是儒家题中应有之义。儒家反对极权主义,但并不一概反对独断,一切依礼而定。该顺应民意、尊重民权的时候就顺天应人,以民为主;该儒家负责、政府做主的时候就为民做主,乾纲独断。

“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恰恰是道家的错误。仁义道德多多益善。如果不正或不足,需要矫正,那也只能依据儒家中道、王道原则进行矫正。自然、无为倒有必要接受五常道的引导制约。何时该顺其自然何时该自立自力,何事该清净无为何时该大有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唯中道智慧才能做出准确判定。

儒道两家不无相通处,但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很多,不能强行弥缝。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与道家的任其如此,并不能构成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关系。儒家不需要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同时,某些儒家个体或群体或有必要进行“自我的反省和批判”,但不能把反省的要求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圣人圣经。

梁涛接着写道:

“我们读过张载的四句教: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都会热血沸腾,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它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做了完美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以上内容其实是值得检讨和反省的。例如,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生民立命”?有学者考证说张载原话是“为生民立道”。但不论是“立命”还是“立道”,都是我来确立民众的命,规定其生命的意义。孟子说过,“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但这是对个体、自己而言,我确立对于命运的态度。张载将其扩展到民众,是否有过分膨胀、自大的嫌疑呢?

其实历史上有儒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反思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写过《张子正蒙注》,自称“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说明他对张载的学说十分认同,并心向往之的。但王夫之也写过《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著作,受到道家的影响,正是在与道家的对话中,使其对张载式的儒家信念提出反省甚至挑战。王夫之的看法,至今读来仍觉精辟:“自圣自贤,必将临人。”如果总是以圣贤自居,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控制欲。“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如果自认为可以控制、主宰民众的命运,实际就是在残害民。王夫之的逻辑是,“民未尝不自知爱也,而乌用我爱?”老百姓都知道爱护自己,不一定需要你去爱护。“物之自治,天之道也。”真正的爱护是让百姓能够自治、自理,这才是最好的爱护,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而已”。统治者不要伤害百姓,给老百姓发展的空间,让其自治、自爱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去关心民、爱护民,更不必为其立命了。王夫之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但他却有自我反省、批判的精神,这种批判的精神就是来自于道家,是他与道家的对话中获得的。所以,儒家需要道家,仁义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

全是混扯。

首先,张载四句教与孔孟道德理想一脉相承,毫无问题。“为生民立命”这是圣贤君子的文化责任和外王追求。孟子“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自立,张载“为生民立命”是立人。自立立人,虽有先后次序而毫无矛盾。

其次,王夫之的立场观点方法非常儒家,不受道家丝毫影响,而且对老庄和道家的批判极为尖锐激烈,常常将道家、佛教与法家相提并论,视为天下三大害。《读通鉴论》中写道:“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

《宋论》中写道:“异端之言治,与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黄老也,申韩也。黄老之弊,掊礼乐,击刑政,解纽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

《老庄申韩论》说:

“建之为道术,推之为治法,内以求心,勿损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贼天下:古之圣人仁及万世,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者,老庄也。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者,申韩也。与圣人之道背驰则峻拒之者,儒者之责,勿容辞也。”

王夫之强调,内以求心,出以安天下,内圣外王之道,无过于儒家。老庄之心性虽高也而损其心,申韩功名虽著而贼天下。王夫之也指出,老庄与申韩有所不同,老庄异端也,与圣人之道有合有离,合者而有不及,离者而有相反;申韩则纯属邪说,毒及万世,必须峻拒之如野火恶兽。

作为儒家学者,梁涛野心勃勃,不仅试图统一孟荀,还试图把老庄统一过来。殊不知,儒家贵博不贵杂。博是博学,《中庸》“学习五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把博学放在最前面。但儒家不能停留于博学,还要审问慎思明辨,有了明辨的本领,然后笃行实践方能无误。如果不能审慎明辨,博学而杂,就成了杂家。

杂家有两类,一类无基本立场,一类有基本立场。儒佛道和自由门中都有杂家,梁涛就是典型的儒门杂家。误解儒家误解张子厚王船山,妄誉荀子妄誉老庄,是因为对儒家中道之高明中正缺乏真正的认知和信任。2019-1-3余东海

游客  发表于 2019-1-3 22:36
儒道两家不无相通处,但相互矛盾的地方也很多,不能强行弥缝。
顺天道化 发表于 2025-4-4 01:12 | 显示全部楼层
误解儒家妄誉道家辨正——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一文对儒道关系的论述存在严重偏颇,其论断既误解儒家真精神,又过度美化道家立场,实有澄清必要。

一、对儒家"圣贤自居"说的误判
梁氏所谓儒家"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之论,实乃皮相之见。《论语》明载"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终身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勉。儒家所言"圣贤"乃道德理想之极则,非现实标榜之头衔。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谓"涂之人可以为禹",皆强调成圣的普遍可能性与持续修养过程。程颐解"圣贤气象"特指"浑然天成"的道德境界,绝非梁氏所误解的倨傲姿态。儒家"安人安百姓"之旨,本于"民胞物与"的平等情怀,何来"居高临下"之有?

二、对儒家批判精神的忽视
梁文将"清醒冷静""关注文明负面后果"等特质专属道家,实属不当。孔子"苛政猛于虎"之叹、孟子"率兽食人"之讥,何尝不是对文明异化的深刻批判?《礼记》"大道既隐"章揭示礼制堕落,《易传》"履霜坚冰至"彰显忧患意识,皆证明儒家自具反省机制。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警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制度的剖析,均体现儒家内在的批判维度。将文明反思权独归道家,可谓数典忘祖。

三、对"仁义道德"的曲解
道家以"绝仁弃义"为说,梁氏却称此乃"对专制独断的警惕",实为倒果为因。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谓"仁者爱人",儒家仁义本于人性之常,发为恻隐之实。老庄将仁义异化为外在束缚,恰是误解仁义真谛。程颢《识仁篇》明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此种道德境界岂会导致专制?明清儒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限制皇权,正是仁义精神的制度体现。把专制根源归咎仁义,无异于因噎废食。

四、对儒道关系的简单比附
梁氏将"己欲立而立人"与"任其自然"强作互补,实未达一间。儒家立人必以"忠恕"为度,《中庸》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已含尊重差异的智慧。而道家"任其如此"若流于价值相对主义,反失《大学》"止于至善"的教化本怀。朱熹批评老庄"不肯以天下为己任",正指出其逃避社会责任的本质。儒道确有互补空间,但需建立在准确理解双方思想内核的基础上。

至于质疑张载"为生民立命"之说,更显理论混乱。儒家"立命"非越俎代庖,而是"正德利用厚生"的文明建构。《尚书》"天工,人其代之"的训诫,表明儒家始终持守"参赞化育"的谦抑立场。王夫之解"立命"为"全其天之所付",正是对生命本然价值的护持,与道家"自然"说实有殊途同归之妙。

要之,健康的文化反思当建立在准确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儒家自具"苟日新,日日新"的革新机制,其现代转化无需假道家为外铄。梁文对儒道的简单二分与强行调和,既无助于理解古典智慧的精微,更可能模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学人于此,不可不察。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25-4-10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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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李下 发表于 2025-5-20 12:08 | 显示全部楼层
《正本清源论儒道之辨——答梁涛先生孔老对话说》

梁涛先生《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一文,虽立意于儒道互补,然其论述实有淆乱本末之嫌。今不揣浅陋,谨就三端辨正之。

一、圣贤自期非自居之谬
先生谓儒家"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此实未明"圣贤"二字在儒学体系中之真义。《论语》"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明载夫子谦德,《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更彰平等精神。儒家所言"圣贤",乃"望道而未之见"的终极关怀,非可僭越之位阶。程子云"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朱子言"持敬须是自下做上",皆证儒家工夫论实以卑以自牧为本。先生将道德理想误读为权力姿态,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二、中道智慧本具批判性
论及道家"关注文明负面后果"之优长,殊不知《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早启文明反思,《周易》"亢龙有悔"深谙物极必反。儒家"格物致知"包含对文明异化的清醒认知,"经权之说"更形成动态调节机制。阳明先生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种自觉较之道家"绝圣弃智"更为深刻。至若"自然无为"之说,孔子赞"天何言哉"本含自然义,而"为政以德"又显人文关怀,儒家本有"时中"智慧统摄二者,何必外求?

三、仁义本体不可消解论
最堪商榷者,乃将仁义道德置于待矫正之位。孟子驳告子"率天下而祸仁义"之论,今日观之犹振聋发聩。仁义非外在规范,实为"恻隐之心"的本然流露。朱子解"克己复礼"谓"礼者天理之节文",正说明道德规范乃天理流行。若云矫正,惟在"执两用中"——如船山所言"推故而别致其新",绝非以"无为"消解道德本体。至于"专制独断"之虑,《荀子·君道》"从道不从君"、《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诸论,早筑防专制度堤。

结语:儒道之辨当守"理一分殊"。二家在宇宙论或可互补(如濂溪《太极图说》),但在价值论上,儒家"仁体礼用"的文明建构立场与道家"绝仁弃义"的解构倾向,实有根本差异。今日学术对话,当如黄宗羲辨"一本万殊",既要明其会通处,更须严守各自边界。妄加比附,非但不能"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反将导致"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果。学者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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