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12道应训诗解13易常好兵不若敦爱笃行君臣争过在己

题文诗：

为楚令尹,吴起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
起之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
屈子问曰:将奈之何?起曰将衰,楚国之爵,
平其制禄;损其有余,绥其不足;砥砺甲兵,
待时争利,之于天下.屈子曰吾,闻之昔善,
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
楚国之爵,平其制禄;损其有余,绥其不足;
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不利.宜若闻之,
怒者逆德,兵者凶器;争者人之,所本今子,
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所本,逆之至也;
且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
子昔又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
宜若闻之,非祸人而,不能成祸;吾固惑于,
吾王之数,逆天之道,戾人之理,至今无祸,
差须夫子.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谓曰: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不若敦爱,而笃行之.
老子有曰: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晋国伐楚,
三舍不止.大夫请击.庄王谓曰:先君之时,
晋不伐楚,及吾之身,而晋伐楚,是吾之过,
若何其辱,群大夫哉?曰先臣时,晋不伐楚;
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请三击之.
王俯而泣,涕沾襟起,拜群大夫.晋人闻曰:
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臣,不可伐也.
夜还师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谓社稷主.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老子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译文吴起任楚国的令尹，一次到魏国去，对流亡魏国的屈宜若说：『君王还认为我很贤能，任用我做楚国令尹。先生试试看我吴起怎么样来做好这个令尹。』屈直咎问道：『你打算怎样做呢？』吴起说：『我打算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精心训练军队，等待机会和各国争霸天下。』屈直咎说：『我屈直咎听说过，以前善于治国的人是不改变原有的制度和常规的，你吴起今天要削减楚国贵族的爵位和平抑法定的俸禄制度，损有余以补不足，这实际上是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和常规。我屈宜咎又听说：「激怒是违逆天德的事；兵器则是杀人的凶器；而争斗又是该抛弃的。」你现在阴谋策划违逆天德的事，又好用兵器，并挑起人们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最大的倒行逆施。再说，你先前任鲁国的将领，不应该动用鲁军打齐国，而你却以打败齐国来满足你的意愿。你又指挥过魏军，做过魏国西河郡守，本不应该动秦国的脑筋，而你却使秦国不敢东犯魏界，这样又实现了你的志愿。我听说过，不危及别人，也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我现在就感到纳闷，我们的君王屡次违逆天道，背弃人理，怎么至今还没遭受灾祸。唉！这灾祸可能正等着你呢！』吴起听了后惊惧地问：『还可以改变吗？』屈直咎说：『已经形成的局势无法改变。你不如现在真心实意地做些敦厚仁慈的事，或许能有所改观。』所以【老子】说：『不露锋芒，超脱纠纷，敛和光耀，混同尘世。』

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三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且轻下其臣，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老子曰：『能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

译文晋国讨伐楚国，连续推进九十里地还不停止。楚国的大夫们请求楚庄王与晋国正式交战，楚庄王说：『先王在世时，晋国不敢征伐楚国，现在到了我执政，晋国却不断地征伐楚国，这说明我存在着错误。怎么能让诸位大夫跟着我蒙受屈辱呢？』众大夫说：『前朝的大臣在世的时候，晋国不敢进犯楚国，现在轮到我们当大臣了，晋国却敢进犯我们楚国，这是我们群臣的罪过啊！请君王下令反击晋军吧！』楚庄王听了难过得低头而泣，泪水都沾湿了衣襟，起身揖拜各位大夫。此事被晋国人知道后议论说：『楚国的君臣争着承担过失的责任，而且楚王还很谦恭地对待大臣，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可继续征伐下去了。』于是晋军连夜撤兵回国。所以【老子】说：『能够承担国家的屈辱，这才配称国家的君主。』

《淮南子·道应训》所载吴起与屈宜若之对答，实为治国用兵之道的深刻辩证。吴起欲以"衰爵平禄、损余绥不足"之策强楚，屈子则直指其"变故易常"之弊，二者交锋恰彰显黄老"无为"与法家"有为"之思想张力。本文试析此段对话之要义，并参以楚庄王"君臣争过"之事，阐发道家"处下守柔"的治国智慧。

吴起之策具有鲜明的法家特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其"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与此处"衰楚国之爵，平其制禄"的主张一脉相承。然屈宜若以"不变其故，不易其常"相诘，实本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训。二者分歧不在目标而在方法：吴起欲以人为制度重构社会秩序，屈子则强调因循自然之理。其谓"怒者逆德，兵者凶器"云云，正与《老子》"夫兵者不祥之器"（三十一章）相呼应，揭示出强行变革隐含的暴力本质。

屈子"非祸人不能成祸"之论尤为精警。吴起前有"用鲁得志于齐""用魏得志于秦"的"成功"，屈子却洞察其中"逆天之道"的危机。这种祸福相伏的辩证思维，正是《淮南子》"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人间训》）的体现。其建议"敦爱笃行"，实为转化危机之道——当变革已成定局（"成形之徒"），唯有以仁爱之心践行，方能化解刚猛之弊。此与老子"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五十六章）的处世哲学深度契合。

文末楚庄王"君臣争过"的典故，恰为前述理论作了完美注脚。当晋军压境，庄王与大夫争相引咎，此"受国之垢"的胸襟，正合《老子》"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七十八章）之旨。历史常有吊诡：吴起强力改革反遭乱箭射死（见《史记》），而楚庄王自损其名反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这种反差印证了《文子·道德》所言："柔者胜刚，微者胜明。"

统观全篇，《淮南子》通过这两则故事，构建起"有为"与"无为"的深刻对话。其要义不在否定变革，而在警示：任何社会改造都须遵循"道"的规律。屈宜若之谏、庄王之泣，皆体现黄老学派"后其身而身先"的治理智慧。这对今人仍具启示：真正的改革者，当如水利之"处众人之所恶"，在谦卑自省中成就功业。

《淮南子·道应训》所载吴起与屈宜若之对答，实为治国理政之深刻镜鉴。吴起欲以"衰爵平禄、损余绥不足"之策变革楚制，屈子则秉持"不易其常"之训，二者交锋实为法家变革精神与黄老守成思想之碰撞。本文试析此段对话之要义，兼论晋楚"君臣争过"所彰显的治国智慧。

一、吴起变法之激进与屈子守常之审慎
吴起所陈三策："衰楚国之爵"旨在打破世卿世禄，"平其制禄"欲建立军功授爵，"砥砺甲兵"则显露其"争利于天下"的兵家本色。此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其"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的变法实践一脉相承。然屈宜若以"怒者逆德，兵者凶器"为诫，强调"非祸人不能成祸"的因果律，实为黄老学派"清静无为"思想的体现。《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与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之说，正可与此互证。

二、治国之道的辩证统一
屈子"成形之徒不可更"的论断，揭示制度变革存在路径依赖。其建议"敦爱而笃行"，暗合《大学》"修身齐家"之理。吴起最终"惕然"醒悟，表明激进改革需兼顾国情民俗。老子"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之语（第五十六章），恰为调和变革与守成提供方法论：锐意进取当收敛锋芒，制度创新需化解旧弊。

三、君臣争过之德治示范
楚庄王与群臣"争以过为在己"的记载，彰显"受国之垢"的治国境界。《左传·宣公十二年》载邲之战后楚庄王"自克"之事，可与此相参。老子"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第七十八章）的箴言，在此获得生动诠释。这种"自反"精神，较之《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更为深刻，终使晋师不战而退。

结语：
本篇对话揭示治国理政的三重智慧：变革需权衡"常"与"变"的辩证关系（《周易·革卦》"革而当其悔乃亡"）；用兵当慎"逆德"与"凶器"的伦理边界（《司马法·仁本》"好战必亡"）；领导贵在"自罪"而非"罪人"的修养境界（《论语·尧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中精义，于今犹有镜鉴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