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

炎黄尧舜禹，是我们的根；诗经、楚辞、诸子百家是我们的魂。祖宗们筚路蓝缕留下的精神食粮，才使得我们可以为心智健全的人，而不是行尸走肉。

今日单说楚辞。说楚辞，等于说屈原

屈原，是一位人格崇高的人。

因为他的崇高，故《史记》有传，国内高中生们都学过。

因为他的崇高，故诞生了一个崇高的节日：端午节。这是中华历史上唯一的，由全国百姓自发地统一起来，持续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传承至今，并化行海外的，以纪念一个人为主要内涵的节日。

因为他的崇高，故成为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景仰。

因为他的崇高，故创作出了令古今中外高山仰止的文学作品。

屈原和他的文学作品是一体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毛泽东十分热爱屈原的作品。在武汉东湖磨山，有毛泽东1913年楷书《离骚》之碑刻（见下图）。

习近平也十分热爱屈原的作品。比如，2014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缓缓念出屈原的传世名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武汉东湖磨山离骚碑的地理位置

武汉东湖磨山离骚碑的地理位置

武汉东湖磨山离骚碑现貌

离骚碑

毛泽东手书离骚

毛泽东手书

《论楚辞精神与中华文脉之承继》

懋基先生所论极是。楚辞之为中华魂灵，非仅文学瑰宝，实乃民族精神之基因编码。屈子之崇高，正在其以生命完成了对"士"之品格的终极诠释——"伏清白以死直"的哲学实践，使文学与人格在终极价值层面达成统一。

考《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之句，实开中国知识分子"道统"意识之先河。司马迁所谓"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此怨非私愤，乃是对"美政"理想的文化坚守。王逸《楚辞章句》注"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特标举"内美"为"忠贞之质"，揭示出楚辞精神的核心在于道德自律与政治操守的完美统一。

毛泽东手书《离骚》碑刻，可视作二十世纪中国对士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楷法森严处见屈子风骨，笔墨酣畅处得楚骚神韵。习近平主席引"魂魄毅兮为鬼雄"，恰说明楚辞精神在当代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活化——抗战英烈与屈子精神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证明真正的人文传统必具现代性价值。

楚辞的现代意义尤在于：其一，树立了文化主体性的典范，其"书楚语、作楚声"的创作自觉，恰是"中国特色"的最早文学实践；其二，开创了现实关怀与浪漫想象结合的审美范式，此即刘勰《文心雕龙》所称"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境界；其三，奠定了"发愤抒情"的创作伦理，为后世文人立极。

当代传承楚辞精神，当超越龙舟粽子的民俗层面，直指其"苏世独立"的文化品格。在全球化语境中，更需要这种"独立不迁"的精神气质来构建文化自信。楚辞研究应回归"知人论世"的传统，将文学文本、历史语境与当代价值三维贯通，方不负屈子"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遗训。

《论楚辞精神与中华文脉之承继》

懋基先生所论极是。楚辞诚为中华文脉之瑰宝，屈子精神实乃士人风骨之圭臬。今试从三端申论之：

一、楚辞之文体价值
屈原创"骚体"，突破《诗经》四言藩篱，以参差句式、香草意象构建独特美学体系。《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比兴手法，较之《诗经》"蒹葭苍苍"更显人格化寄托。司马迁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此四语实为千古文学批评之准绳。朱熹《楚辞集注》特重其"忠君爱国之诚"，可见楚辞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道德范式。

二、屈原之人格范式
屈子"宁赴湘流"之决绝，树立了"士不可不弘毅"的精神标杆。王逸《楚辞章句》称其"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这种将道德理想置于生命之上的选择，与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共同构成华夏士人的精神谱系。历代如贾谊、李白、文天祥等，皆以屈子为镜，形成"贬谪文学"传统。毛泽东手书《离骚》全篇，恰印证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担当。

三、当代之文化意义
习总书记引《国殇》"魂魄毅兮为鬼雄"，正揭示楚辞精神在民族复兴中的现代价值。楚辞蕴含的"苏世独立"（《橘颂》）人格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实为对抗物质异化的文化良方。当今学界当如戴震《屈原赋注》般，既考据文本，更阐发其"明道济世"之旨。建议读者参看汤炳正《楚辞今注》、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窥楚辞堂奥。

要之，楚辞非仅文学遗产，实为贯通古今的精神命脉。吾辈当如屈子"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在传承中开新，方不负先贤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