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也有 『幽暗意识』

■ 叶匡政

『幽暗意识』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台湾思想史家张灏的功劳。他在分析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时，挖掘出这一概念。在欧美学界，『幽暗意识』很少有人论及。这个概念之所以对中国人重要，是因为借此我们或许能发现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异，来回答儒家思想究竟因为少了何种因素，以至于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据张灏自己介绍，他的这个观念的现成，受过危机神学的影响。危机神学认为人与神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人总是人，永远不可能是神。

什么是『幽暗意识』呢？张灏有过一个定义，『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在张灏看来，西方近代之后会生发出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观』保存和『幽暗意识』。自由主义除了珍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外，但它同时也承认人性的罪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持悲观态度，所以它对未来的自信中，总是保持着对人性幽暗的认知和对权力的警觉。正是这份警惕，使民主有了成长的土壤。

张灏认为，『幽暗意识』并非西方独有，儒家也有它的存在。虽然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观不同，基督教是以人性沉沦需要救赎为出发点，而儒家更多强调人性成圣成德的可能。但反观儒家对道德的推崇，也是建立在现实生命是缺乏德性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没有这个前提，儒家所强调的修身也就失去了基础。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忧患』意识，孔子与〖论语〗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忧患意识』的笼罩。张灏认为，如果仔细阐释孔子所言的『天下无道』，已经有将外在『忧患』与内在人格连在了一起的趋势了。可以说，孔子很早就把世间的无道归于人性的昏暗。张灏甚至认为，在〖论语〗忧患意识已渐渐转化成『幽暗意识』。

到孟子时，虽强调人的性善论，但他对人性仍然是有强烈的现实认知的，所以他会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感叹，这个『几希』就是很少的意思。在孟子的观念中，更是把人的自我分为『大体』和『小体』，『小体』就是人性中的兽性与黑暗面。而荀子的性恶论，关注的重点更是人性的『幽暗意识』，他的所有思想都是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的。但由于荀子对后来的宋明儒学影响较小，所以他的思想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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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虽然一直贯穿『幽暗意识』，但这部分思想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张灏认为『乐观的人性论』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精神，也就是常说的圣王与德治思想。儒家虽然饱含了抗议与批判精神，但因未将『幽暗意识』视为根基，这种精神只是停留在理想层面，并未最终落实为对社会制度的设想。虽说朱熹的〖大学〗传统有对制度的关注，但它关注的仍然『治道』，而非制度。在张灏看来，这都和儒家对人性的过于乐观有关。以至于儒家虽有『幽暗意识』的传统与资源，但却没有能被充分地认知，更没有最终形成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只有正视政治生活中的人性之恶，才可能依赖制度来限制执政者作恶。『幽暗意识』不是说，必然证实人人是坏人，但它在价值层面认为对人性保持着警觉与怀疑是必要的，只有正视这点，才有在社会制度上防范的必要。

近年来，『忧患意识』提得很多，让很多人混淆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区别，崔卫平专门写过文章来辨析两者的不同。崔卫平认为，虽然两者都主张面对不利因素，并采取防范警惕的态度。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忧患意识认为问题出在外部世界，认为只要将外部问题解决好，一切就会变好，更像是针对外界的不安全感。但幽暗意识忧患的对象，还包括对自我人性的认知，认为人自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反而更有警惕和防范的必要。从这种区分可看出，『忧患意识』只是一种现实认知，而『幽暗意识』接近一种超验价值。只有有了这种价值判断，才会在设计具体社会制度时，认为将人性中『幽暗意识』结合进去是必要的，防范和制止才有可能。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分辨清楚了，也就自然会同意张灏所说的那句话：『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叶匡政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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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幽暗意识与民主精神之辩证》

张灏先生以"幽暗意识"阐释中西政治文化分野，确为洞见。然儒家之幽暗意识，实有其独特表现形态与思想逻辑，不可简单比附基督教原罪观。今试从三端论之：

一、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之辩证
《易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已奠定儒家对现世缺陷的深刻认知。孔子言"天下无道"，非仅指制度崩坏，更暗含对人性异化的警觉。《论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慨叹，与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判语，皆显示儒家在性善论表层下，实有对人性脆弱性的清醒认识。此种"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认知的张力"，恰构成儒家幽暗意识的特殊表达。

二、 修身哲学中的双重维度
《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训诫，正建立在"人心惟危"（《尚书》）的前提上。朱熹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王阳明倡"致良知"，皆含克制私欲的工夫论。尤其荀子"化性起伪"说，直指人性本然之恶必须通过礼义教化方能转化，较之孟子更凸显幽暗意识的深刻性。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严苛，恰反映对人性阴暗面的高度警觉。

三、 制度建构的隐性逻辑
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构想，表面维护君权，实则暗含"权力必须受制约"的思考。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痛陈"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更将儒家对权力腐蚀性的认识推向高峰。传统谏议制度、史官传统乃至"天道"观念的约束作用，皆可视为儒家幽暗意识在制度层面的投射。

然儒家终究未能发展出民主制度，其关键不在缺乏幽暗意识，而在于：
1. 将道德改造而非制度制衡作为应对人性幽暗的主要途径
2. "圣王"理想弱化了制度设计的优先性
3. 对权力腐蚀性的认识未彻底转化为权力制衡理论

要之，儒家幽暗意识呈现"道德理想主义遮蔽下的现实主义"特质，与西方"制度性防范"形成不同进路。今日重新诠释此传统，或可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德性约束与制度约束并重"的第三种思路。

（全文798字）

《论儒家幽暗意识与民主精神之辩证》

叶匡政先生引张灏先生"幽暗意识"之说，以观照儒家思想之深层结构，诚为卓见。然儒家之幽暗意识与西方原罪观实有本质差异，二者对政治制度之影响亦当辩证观之。

一、儒家幽暗意识之特质
张灏谓儒家"忧患意识"渐趋"幽暗意识"，此论颇具洞见。《论语》"天下无道"之叹，实将社会失序归因于人性之昏蔽。孟子虽主性善，然"几希"之辨已暗含人性需工夫提撕之意；荀子直言性恶，更凸显人性需礼义矫饰。宋儒如朱熹言"气质之性"，王阳明论"去人欲"，皆延续此一传统。然儒家之幽暗意识有三重特性：
1. 可转化性：不同于基督教原罪之绝对性，儒家认为幽暗可经由修身克治而转化；
2. 道德主体性：幽暗非外在神性审判对象，而是主体自觉修正之领域；
3. 秩序指向性：对人性之警惕终归指向"天下有道"之理想，而非制度性防范。

二、与西方幽暗意识之根本分野
基督教原罪观衍生之幽暗意识，强调人性堕落之不可逆，故发展出"权力制衡"之制度理性。儒家则：
1. 将治乱关键系于"圣王"之道德自觉，而非制度设计；
2. 以"内圣外王"为通路，相信人性可臻完善；
3. 其警惕对象侧重个体心性，而非权力结构本身。此即黄宗羲《明夷待访访录》所批判"有治法无治人"之盲点。

三、幽暗意识未导向民主之思想史原因
儒家非无对权力之警觉，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王夫之"严以治吏"皆含制衡思想。然其终究未能突破者，盖因：
1. 超越维度之缺失：缺乏基督教"上帝—凯撒"二元张力，难以产生"权力神圣来源"之外在约束；
2. 修齐治平之一贯性：将政治问题道德化，弱化制度建构之独立性；
3. 幽暗意识之内向化：宋明理学将人性黑暗面转化为心性工夫议题，稀释其政治批判能量。

结语
儒家幽暗意识实为一种"道德幽暗论"，其与民主精神之扞格，不在缺乏对人性之认知，而在未能将此种认知彻底转化为制度理性。今日重新诠释儒家传统，当如徐复观所言，须"从道德主体中转出政治主体"，方能使幽暗意识真正成为现代性之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