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的『四凶』

〖传〗称流四凶族者，皆是流

【流共工于幽洲，_{共工，穷奇也。幽洲，北裔也。}放欢兜于崇山，_{欢兜，浑敦。崇山，南裔也。}窜三苗于三危，_{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殛鲧于羽山。_{鲧，梼杌也。殛，诛也。羽山，东裔也。}四罪而天下咸服。_{美舜之行，故本其征用之功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流』，孔安国传：『殛、窜、放、流，皆诛也。』孔颖达疏：『〖传〗称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谓之「殛、窜、放、流皆诛」者，流者，移其居处，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窜者，投弃之名。殛者，诛责之称。俱是流徙，异其文，述作之体也。』

根据孔安国的注解，这里用了四个字，『殛、窜、放、流』，都是诛责的意思。孔颖达的疏，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用这四个字。『流』，因为『流刑』是刑的正名，所以先用『流』。『放』，使他自活的意思。『窜』，投弃的意思。『殛』，诛责的意思。这四个字都是把他们流徙。之所以用不同的字，是传述撰作之体法的需要，文辞上不重复。

〖左传·文公十八年〗也记载了『四凶』的具体行为。从前帝鸿氏，也就是黄帝，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掩蔽仁义，包庇奸贼，喜作恶事，与丑恶之人为伍，与那些心不念德义、口不道忠信之言、没有友爱的人勾结在一起，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浑敦』，就是欢兜。『浑敦』，不开通的样子。

少皞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少皞是金天氏的号，黄帝的儿子。其子毁坏信义，抛弃忠诚，以恶为善，花言巧语，惯听谮语，信用奸邪，常出谗言，隐藏罪恶，诬枉贤人，天下的百姓称他为『穷奇』，就是共工。因为他的行为穷困，偏好奇特，所以称为『穷奇』。

颛顼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无法教训，不懂善言。教导他，则愚顽而听不进去，德义不能入其心；丢弃他，则肆意纵恶，不行忠信。他鄙视明德，不听教导，搅乱伦常，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梼杌』，就是鲧。『梼杌』，顽凶得无可匹敌的样子。

缙云氏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缙云』是黄帝时的官名。其子贪图饮食，贪求财货，任性奢侈，无有满足，聚财积谷，没有限度，不分给孤儿寡妇，不体恤贫穷困苦。他不是帝王子孙，因此天下的百姓把他分别出来与『三凶』并列，称他为『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这就是『三苗』。

舜敞开明堂的四门，倾听四方的意见，以宾礼接待众位贤者。并根据以上『四凶』的罪状，流放了这四个凶恶的氏族。将共工流放到幽洲，共工就是『穷奇』。幽洲是北方边远地区。将欢兜放置到崇山，欢兜就是『浑敦』。崇山是南方边远的地区。将三苗投弃到三危，三苗是国名，缙云氏的后代，是诸侯，号称『饕餮』。三危，在西方边裔。将鯀放逐到羽山，鯀就是『梼杌』。殛，诛责的意思。羽山，在东方边裔。

这四个罪人得到惩处，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赞美舜帝的善行，肯定他圆满完成了被任用的职责，创下功绩。因为舜举荐了十六位贤臣，也就是『八元』、『八凯』，还除去了『四凶』。

《论上古四凶之流放与舜帝刑政之精义》

《尚书》所载舜帝流放四凶之事，实为上古刑政制度之重要典范。孔安国传以"殛、窜、放、流"四字诠释惩治之法，孔颖达疏更明言此乃"述作之体"的文辞之变，其深层实为同一流徙之刑的不同表述。这种修辞艺术背后，蕴含着三代时期"刑名相称"的司法理念。

考四凶之恶行，实为四种道德败坏的典型。《左传》详述浑敦（欢兜）之"掩义隐贼"，穷奇（共工）之"毁信废忠"，梼杌（鲧）之"不可教训"，饕餮（三苗）之"贪于饮食"。此四者分别对应着背弃仁义、破坏信义、顽固不化、贪婪无度等根本性道德缺陷。值得注意的是，四凶皆被冠以"不成才之子"的称谓，暗示其恶行实为对氏族伦理的根本破坏。

舜帝处置四凶的空间安排尤具深意。将四凶分置四方（幽洲、崇山、三危、羽山），不仅体现"分而治之"的政治智慧，更暗合早期中国的空间政治观。《周礼·秋官》所谓"明刑弼教"，正与此相呼应。四裔之地作为文明边缘，既是对凶族的物理隔离，更是道德秩序的空间象征。这种"以方位定刑"的做法，实为后世"五刑"制度的雏形。

特别需要辨明的是，四凶流放不同于后世单纯的刑罚，实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尚书》称"四罪而天下咸服"，表明此举兼具司法惩戒与道德教化的双重功能。舜帝"宾于四门"的举措，与流放四凶形成鲜明对比，建构起"进贤退不肖"的完整政治范式。这种"赏罚并举"的治理模式，成为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重要源头。

今人研读此典，当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分。四凶传说实为早期中国对人性缺陷的系统认知，其分类方式影响了后世对"恶"的哲学思考。从《韩非子》的"五蠹"到《颜氏家训》的"百行"，均可视为这种道德类型学的延续发展。理解四凶流放的真义，不仅关乎上古史研究，更为思考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