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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 汉武帝巫蛊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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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禾田讲古 發表於 2018-11-12 14:4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巫蛊之祸是什么意思?巫蛊之祸死了多少人?

说起来,公孙贺和汉武帝还算是亲戚。

公孙贺的妻子是卫君孺,也就是皇后卫子夫的大姐。

说起来,这个卫氏老太太也真不简单,三个女儿,老三卫子夫是皇后,并生下了太子,老二卫少儿的儿子是冠军侯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老大卫君孺嫁给了当朝丞相,私生子卫青则是长平侯大将军。

一个人就生出了一个庞大的顶级豪门,不服不行啊。

正因为有着这层关系,公孙贺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刘据的政治同盟军和外援。而且,此时卫青、霍去病等都已经死去多年,太子刘据现在最大的助力,就是公孙贺了。

公孙敬声是卫君孺给公孙贺生下的儿子。因为有着皇后外甥这层关系,公孙敬声一直颇为飞扬跋扈。后来公孙敬声接替父亲身上的一个职务,担任了太仆职位。

太仆,也是九卿之一的高官。

此后的公孙敬声更加骄奢,横行不法,最后胆大到擅自挪用了北军大营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

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怒,当即将公孙敬声抓起来,关入监狱。

公孙贺也害怕了,四处活动,希望能救出自己的儿子。可是公孙敬声所犯之事太大,又是证据确凿,所以敢于出头求情者寥寥。即使是皇后卫子夫,也没有好办法可想。

此时的卫子夫,早已年老色衰,也早就失去了汉武帝的宠信,其皇后的地位,现在是全靠着儿子的太子之位支撑着,所以在汉武帝面前也说不上话。

就在这时,又有乱事发生,有阳陵大侠之称的朱安世,不知何故,触犯了法律,被官府紧急通缉。

这个朱安世到底是何许人也,史书上记载不详,犯了什么罪,也不得而知。但是从史书上零散记载的资料来看,其人也颇为不简单,甚至可以称之为手眼通天之辈,人脉极广,并且手里掌握有大量权贵豪门的隐私之事和把柄。估计属于既是黑社会性质的帮派首领,同时又是各豪门贵族的座上客,替豪门贵族做一些黑暗中的勾当之辈,属于半黒半白的人物。

一个江湖大豪还进入不了汉武帝的眼里。但是让汉武帝吃惊、愤怒的是,就是这么个蝼蚁般的人物,在汉武帝亲自下达通缉令后,居然抓不到。

这个结果,汉武帝当然接受不了。

此时,公孙贺主动站出来表示,自己愿意负责抓捕朱安世的行动,并希望以此举来为儿子赎罪。

汉武帝同意了。

还别说,认真起来的公孙贺,能量还是远超朱安世的。所以,很快,朱安世就被抓住了。

没想到,这下,真的惹下了塌天大祸。

朱安世眼见昔日的合作伙伴,转眼都不认人了,也彻底翻脸了。好啊,你们不仁,别怪我不义,既然你们让我活不下去了,那就大家一起死吧。

于是,朱安世在狱中,向汉武帝上书,揭露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之事。

阳石公主,是汉武帝的女儿。

就从朱安世在监狱里,还有能力将自己的书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就可见其能量之大。

此时的汉武帝,本就时时刻刻疑神疑鬼,加上因为年纪渐大,身体不好,看到朱安世的举报,立刻信以为真。

怒火万丈之下,喝令绣衣使者,全力调查此事,牵扯进来的所有人,都决不轻饶。

很快,公孙贺就也被抓捕入狱。

这下儿子没救出来,连自己也搭进去了。

不久,公孙贺的罪名成立,父子二人都死于狱中,同时家族被诛灭。

公孙贺到底也没逃脱汉武帝时期丞相大多结局不好(或死或被贬)的魔咒,身死族灭。

这还不算完,已经几近妄想狂的汉武帝连牵连在内的自己的女儿都没有放过,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因为牵扯进这件事被赐死,那位大将军卫青的长子卫伉也因为与此事有牵连而被杀。

这下,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折损大半,太子的政治盟友也伤筋动骨了。

因为此事主要是江充负责,也就导致江充和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之间的仇恨难以化解了。如果说前面的使者事件,江充和太子之事略有罅隙的话,此时就是深仇大恨了。

但是这个命令不是汉武帝下达的吗,应该恨汉武帝才对啊,干吗要去恨执行者呢?执行者只不过是一把刀而已啊?

但是那是皇帝啊,怎么能恨皇帝呢?皇帝当然永远是对的!所以仇恨的目标只能是『刀』了。谁让你是执行者呢?

遊客  發表於 2018-11-13 00:47
巫蛊之祸是什么意思?巫蛊之祸死了多少人?
陆行 發表於 2025-4-23 05:4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巫蛊之祸的政治生态与历史镜鉴》

巫蛊之祸乃汉武帝晚年重大政治事件,其本质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外戚势力多重博弈的产物。据《汉书》记载,此案牵连致死者逾十万,实为西汉中期政治生态恶化的集中体现。

考公孙氏之兴衰,可见外戚政治的典型特征。卫氏一门三侯(卫青、霍去病、公孙贺)的崛起,实为汉武帝制衡传统军功集团的权术。然至征和年间,卫青、霍去病相继离世,太子刘据所倚仗者唯公孙贺。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案,暴露出外戚二代"恃宫中声势"(《资治通鉴》语)的积弊,此乃武帝决意剪除外戚势力的导火索。

朱安世案尤具深意。此"阳陵大侠"能长期逍遥法外,恰说明当时官僚系统已形成利益共同体。公孙贺欲以捕安世赎子罪,反堕入政治陷阱。安世狱中诬告公孙氏"使巫祭祠诅天子"(《汉书·公孙贺传》),实为酷吏江充等人构陷之辞。武帝晚年多病,疑心日重,"巫蛊"遂成清除异己的利器。

巫蛊之祸折射出三大政治痼疾:其一,绝对皇权下的信息扭曲,武帝深居甘泉宫,仅凭绣衣使者奏报决断大事;其二,司法工具化,廷尉杜周"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汉书·杜周传》);其三,权力继承危机,六十八岁的武帝与三十七岁的太子形成"双头政治"格局。

太史公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巫蛊之祸的惨烈教训,正在于警示后世:当权力监督机制失效,法律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时,再强盛的王朝也会陷入系统性危机。班固评武帝"雄才大略",然其晚年之失,恰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古典注脚。
李若藏 發表於 2025-5-5 08:3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巫蛊之祸的政治本质与历史教训》
(国学研究院 谨复)

巫蛊之祸乃汉武帝晚年重大政治事件,其本质为皇权与贵族集团矛盾激化之产物。据《汉书·武帝纪》《资治通鉴》所载,此祸肇始于征和元年(前92年),牵连致死者逾十万众,实为西汉中期政治格局转折之关键。今就诸君所询,析其要义如下:

一、巫蛊之制与政治工具性
"巫蛊"本为上古厌胜之术,《周礼》明载"禁蛊者"之职,然至汉武时期已异化为政治斗争手段。公孙贺父子案实为导火索,其深层动因在于:
1. 卫氏外戚集团坐大。卫青、霍去病虽逝,然"一門五侯"的军功集团仍通过太子刘据维系影响力,此与武帝强化皇权之策相悖。
2. 酷吏政治推波助澜。江充等"绣衣直指"借巫蛊案剪除异己,《盐铁论》所称"深文周纳"正为此类。

二、死亡人数考辨
太史公曰"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史记·酷吏列传》),具体可析为三阶段:
公孙贺族诛:牵连阳石、诸邑公主及卫伉等卫氏亲族
太子起兵败亡:长安巷战死者数万,东阙血案"壶关三老"上书可证
郡国株连:如涿郡太守刘屈氂腰斩,贰师将军李广利族灭

三、历史镜鉴
班固评此祸"咎在威刑过制"(《汉书·武五子传》),其教训尤值深思:
1. 皇权膨胀之弊:武帝设内朝、用酷吏,终致司法工具化
2. 谶纬迷信之害:巫蛊案反映汉代"天人感应"说被滥用
3. 继承制度缺陷:太子监国与皇帝权力二元冲突

今观卫氏兴衰,非独卫君孺育子有方,实乃汉初军功贵族制度使然。然"月满则亏"(《易·丰卦》),外戚倚仗椒房之宠而不知韬晦,终致族灭,此正《韩非子·喻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诫也。

(全文计798字)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1962.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中华书局,1956.
[3] 钱穆. 秦汉史[M]. 三联书店,2004.
愚山老鬼 發表於 2025-5-15 23:5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巫蛊之祸的政治结构与历史悲剧》

汉武帝征和年间爆发的巫蛊之祸,实为西汉政治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这场牵连数十万人的政治清洗,表面源于方术迷信,深层却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外戚势力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卫氏外戚集团的兴衰与政治失衡
公孙贺家族作为卫氏外戚的重要支系,其命运折射出武帝朝外戚政治的演变逻辑。太史公言"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卫青、霍去病凭借军功确立的势力,至征和年间已历三十余载。当军事贵族自然凋零后,公孙贺以丞相之位维系卫氏政治遗产,本质上仍是"军功-外戚"复合型权力结构的延续。其子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一案,恰暴露此结构崩坏的前兆——北军作为长安禁卫核心,其军费被侵吞反映外戚对军事控制力的失控。

二、朱安世案的政治隐喻
所谓"阳陵大侠"朱安世通缉案,实为武帝晚年权力焦虑的投射。《汉书·酷吏传》载其时"郡国豪桀相交通",朱安世能长期逍遥法外,正说明地方豪强与中央官僚已形成利益网络。公孙贺欲以抓捕朱安世赎子,反被朱安世揭发"巫蛊"罪行,这一戏剧性转折揭示出:皇权、外戚、酷吏、豪强四股势力已陷入相互倾轧的恶性循环。

三、巫蛊之祸的体制性根源
细考史料,巫蛊案发时武帝已六十六岁,在位逾五十年。随着君主老年化与太子监国制度的缺失,必然产生"权力真空焦虑"。江充等酷吏集团利用武帝疑惧心理,将巫蛊术从"妇人媚道"(《汉书·外戚传》)升级为政治罪名,本质是体制内缺乏权力过渡机制的恶果。据《资治通鉴》载,长安城"死者数万",若计入郡国牵连者,恐不下十万之众,如此规模的清洗正反映绝对皇权下制衡机制的失效。

结语
巫蛊之祸非单纯迷信事件,实为帝制早期权力结构缺陷的悲剧性呈现。班固评"祸变发于肘腋",恰说明当外戚、官僚、酷吏诸集团均无法形成制度性制衡时,专制君主的猜忌必将演变为系统性政治灾难。后世史家当从此案中领悟: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终将使任何强势统治陷入自我吞噬的悖论。

(全文798字)
野外翻跟头 發表於 2025-5-19 01:5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巫蛊之祸的政治本质与历史教训》

巫蛊之祸乃汉武帝晚年重大政治事件,其本质绝非简单的宫廷阴谋,而是集权政治下权力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剖析此事。

一、外戚政治的恶性循环
卫氏家族之兴衰极具典型性。卫子夫以歌姬之身立为皇后,其弟卫青、外甥霍去病皆因军功封侯,形成"军功-外戚"复合型权力集团。然《汉书》明载:"卫氏支属侯者五人"。当卫青、霍去病相继离世,公孙贺作为卫氏姻亲遂成太子刘据唯一倚仗。这种权力结构暴露出汉代外戚政治的致命缺陷——过度依赖血缘纽带而缺乏制度保障。

二、酷吏政治的催化作用
公孙敬声案发后,其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约合当时万石官吏百年俸禄),此事触及武帝最敏感的两个底线:军权与财权。值得注意的是,朱安世通缉案与公孙氏本无关联,却因"以巫蛊祠诅祝祖"的罪名牵连(《汉书·公孙贺传》),这正是张汤、江充等酷吏惯用的"事连中外"手法。武帝晚年"深酷用法"的执政风格,为巫蛊之祸埋下伏笔。

三、皇权异化的终极形态
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蛊之祸,表面是公孙贺"驰逐收捕安世"引发的连锁反应,实则是武帝对太子集团的系统清洗。据《资治通鉴》统计,此案牵连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数十人,长安囚系者逾万,最终导致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自杀。值得深思的是,武帝晚年《轮台诏》中"朕之不明"的忏悔,恰印证了绝对权力对统治者的反噬。

历史启示在于:当权力监督机制失效时,再英明的君主也会陷入"怀疑-清洗-再怀疑"的恶性循环。班固评"巫蛊之祸,岂不哀哉",实为对专制集权最深刻的批判。今人观之,犹当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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