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充到底是什么人?

在历史上，江充到底是什么人?

实际上，在处理太子使者这件事上，别说江充是个佞臣，哪怕只是个心思灵活之辈，也知道这正是天赐的和太子交好的机会啊。而且这事毫无风险。江充先是罚没太子的车驾，然后卖太子个面子，不将这件事汇报给汉武帝，这样，既维护了国家法规，又交好了太子。即使汉武帝知道了，也没任何问题啊，江充已经维护了国法，只是为了维护你们父子的面子和感情，才将这件事隐瞒，没任何错误啊。

而且，此时的汉武帝年事已高，太子刘据随时有即位为新皇帝的可能，多好的给自己留后路的机会啊。

可是，江充偏偏就选择了公事公办，不讲丝毫情面。

明察秋毫的汉武帝当然看到了江充的忠心，予以表彰，但是江充和太子的关系却蒙上了阴影。

那么，既然江充如此铁面无私，忠诚正直，那为什么历史上对江充的评价那么低呢？

江充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主要就是他所有的行动的动机都被评价为：邀名买直，也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沽名钓誉，或者再刻薄点说，就是政治赌徒。

也就是说江充的一切铁面无私的举动都是江充的政治投机，是为了投汉武帝所好，为自己求得功名利禄而采用的手段。成则荣华富贵，败了呢，身死族灭也无所谓，想求得高官富贵，不冒点风险怎么成？

不过，这种说法也有失公允。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推论都是真的，又如何呢？皇朝时代，所有权利皆归于一身，又有几人能大公无私到不讨皇帝喜好？又有几人能眼界开阔到将国家、民族置于皇朝之上？

另外，江充另一个大的缺陷就是其绣衣使者的身份了。绣衣使者本身就是汉武帝手中的一把刀，而江充又是其中最锋利的刀刃，怎么会不受到诟病？要知道，虽然皇帝几乎就是法律的代名词，但毕竟不能完全代替法律。而绣衣使者却是代表着皇帝，并不是代表着法律，所以其专权跋扈，滥用职权、践踏法律之事，频频发生。这些，虽然当时大家敢怒不敢言，但又怎么可能不被历史诟病？

当然，其最受历史抨击的就是他在巫蛊之祸中所扮演的角色了。

话说回来，江充本身当然也绝不是公而忘私之人。

按照〖汉书〗记载，当江充获得足够的权利后，就开始大肆为自己的家族、好友谋私利。结果，宗族之人良莠不齐，犯了罪，江充也受到了连累，被罢了官。『迁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

尝到了权利滋味甜美的江充当然不甘心再失去，于是更加卖力的在汉武帝面前表现，希望能挽回自己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印象。

于是，绣衣使者这头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其凶猛程度，远远超出汉武帝的预料。也就是说，当这头巨兽动起来后，汉武帝都一度失去了控制，或者说，反而被他利用了。

事情的起因很偶然。

公元前92年的一天，汉武帝住在位于上林苑的建章宫中，无意中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子，带着宝剑从大门进入了宫中，看门的卫士丝毫未加阻拦。汉武帝怀疑此人心怀不轨，命人捉拿，结果却被这人跑了，没抓到。

汉武帝大怒，将负责守卫宫门的相关人等全部处死，并派出大量人马，在上林苑中大规模搜查，没有结果，又关闭长安城门，在长安城中搜索。整整折腾了十一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年纪越来越大的汉武帝，疑心本来就越来越重，这下，汉武帝更是冲冲大怒，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像不怀好意的样子。

绣衣使者当然是全面出动，四处明察暗访，寻找着所谓的幕后真凶。

结果怀疑中的刺客没找到，幕后真凶也没眉目，却发现了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贪渎之事。

这个公孙贺，也是追随在汉武帝身边的老臣了，从汉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追随在刘彻身边。后来，多次协助过卫青出征，立下过不小的功勋，再后来，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之职。

可是，在汉武帝这个英明又刻薄的皇帝手下做丞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公孙贺前边的多任丞相，或者死于汉武帝刀下，或者被罢官夺爵，少有善始善终者。所以当汉武帝封公孙贺为丞相时，公孙贺死活不肯接受。最后汉武帝硬是命人将丞相的印绶塞给他，然后起身径直离去，摆明了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的态度，公孙贺才不得已当了这个大汉国的丞相。

江充的一切铁面无私的举动都是江充的政治投机，是为了投汉武帝所好，为自己求得功名利禄而采用的手段。成则荣华富贵，败了呢，身死族灭也无所谓，想求得高官富贵，不冒点风险怎么成？

论江充之历史定位与行事动机

江充，西汉武帝时期权臣，以“绣衣直指”之职显赫一时，然其人在后世史评中毁誉参半，乃至贬多于褒。究其根本，在于其行事兼具“法吏之刚”与“佞幸之私”，而巫蛊之祸更使其成为武帝晚年政局动荡之关键推手。今就史料与权谋逻辑析之，可窥其人之复杂性。

一、执法严苛与政治投机之辩
江充初以举报赵太子刘丹阴事得武帝赏识，后任直指绣衣使者，专司督察贵戚近臣。其执法不避权贵，如没收太子刘据车马一事，表面确似“铁面无私”，然细究之，实含深意。武帝晚年多疑，尤忌外戚、太子结党，江充以酷吏手段迎合上意，非为“守法”，实为“固宠”。汉代法吏若郅都、张汤，虽严酷却有其政治底线，而江充之“刚直”更近于“矫激以钓名”，此即《汉书》所讥“邀名买直”之由。

二、绣衣使者之权与皇权工具
绣衣使者乃武帝特设之职，代天子巡狩，权力凌驾律法之上。江充借此恣意罗织罪名，史载其“威震京师”，然此权实为双刃剑：一方面，武帝需其制衡太子与卫氏外戚；另一方面，其行事越酷，愈暴露皇权对法制的践踏。班固评其“专为凶狡”，正因绣衣使者本非法职，而是帝王私器，江充之“忠”仅服务于武帝个人意志，非关社稷公义。

三、巫蛊之祸与历史定谳
江充最大之过，莫过于构陷太子巫蛊案。彼时武帝年老多疑，江充惧太子继位后报复，遂借巫蛊之名株连东宫，终致长安喋血、数万人死。此案中，江充之动机已非单纯投机，更显其“以私害公”之毒：一则铲除政敌，二则巩固权势。然玩火者必自焚，其族灭结局亦印证汉代酷吏“刻深者多不得其死”之规律。

四、评价之两难：权谋逻辑与道德审判
后世论江充，常陷于“动机论”与“结果论”之争。若单论其执法形式，似有“刚正”之表；然结合汉武一朝政局，其每一步皆在计算个人得失。太史公言“利诚乱之始”，江充恰为典型——彼时士人如汲黯尚敢直谏，而江充之流唯以人主好恶为进退，此其所以为“佞”也。

结语
江充其人，乃专制皇权下异化之产物。其悲剧在于：既无儒家士大夫之节操，亦无法家循吏之原则，终沦为权力游戏中一介赌徒。班固将其列入《佞幸传》，非仅因巫蛊之祸，更因其一生诠释了“媚上虐下”的权术本质。历史评价之低，实为对这类“以法行私”者的终极否定。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汉书》《资治通鉴》为本，参酌吕思勉《秦汉史》、田余庆《论轮台诏》等研究，力求兼顾史实与思辨。江充之例，尤足为后世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