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工資詩

白居易的工資詩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他別名樂山，又號醉吟先生，是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傳說白居易讀書十分刻苦，能做手都磨出繭，頭髮全都白讀書口都長瘡。這確實是一種高度的堅持品質，我們都知道他從事了很多不同的職業，不同職業的工資是不一樣的。

白居易

白居易是個很奇特的人，因爲他會時不時把自己的工資都寫進詩里，所以說在我國歷史上堪稱是獨一無二的奇特就是白居易了。 早年把自己的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寫在詩歌里，做縣尉時，以一首【觀刈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寫出自己能有三百石的俸祿，但也表示出他的慚愧和愛民之情。 在做左拾遺時，他的工資一下子翻了幾番，因此寫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到了杭州做刺史，安逸舒適的生活讓他留下了『雲我五十餘，未是苦老人。刺史二千石，亦不爲貧賤。』在當上了蘇州刺史，任職一年半後便罷官。據有關記載有『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說明真的待遇不錯。此後做太子少傅期間工資是『月俸百千官二品』。太子賓客分司期間，『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雖然他的大半生都是生活的安逸舒服的，但是他的晚景是非常之淒涼，因爲在70歲他被停職了，沒有了薪水，所以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最後乾脆連房子也賣了。雖然房子賣了但他還怕自己的錢還沒花完就走了。所以說這是他一生最困窘的時期。 但臨死之前還不忘曬一曬工資，留下【自詠老身示諸家屬】，正因這些『工資詩』唐代社會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歷史數據。

【從俸祿詩看白居易的仕宦軌跡與士人經濟觀】

唐代官員俸祿制度向爲史家所重，然系統記載殊爲難得。白居易存世二千八百餘首詩作中，涉及俸祿記載者達百餘首，恰可補【唐六典】【通典】之闕，實爲研究中唐經濟史之珍貴標本。細考其俸祿詩，可窺見三條重要脈絡：

一、俸祿數額與職官制度互證
白氏貞元十九年（803年）任校書郎時"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常樂里閒居】），與【唐會要】所載"校書郎正九品上，月俸一千六百文"完全吻合。其任左拾遺時"歲愧俸錢三十萬"（【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折合月俸二萬五千文，較【新唐書·食貨志】"從八品上，月俸二千五百文"的基準俸高出十倍，此差異恰反映中唐時期"職田""祿米""雜給"等附加收入的實際狀況。至會昌元年（841年）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與當時正二品官"月俸料八十千，食料千八百，雜用費萬二千"（【唐會要】卷九一）的制度規定基本一致。

二、經濟狀況折射仕途心態
白氏俸祿詩絕非簡單記事，實爲士人精神之映照。任盩厔縣尉時"吏祿三百石"與農人"足蒸暑土氣"的鮮明對比（【觀刈麥】），展現儒家"仁政"思想；杭州刺史任上"二千石祿敢言貧"（【答故人】）的從容，暗含老莊知足哲學；晚年變賣產業時"先賣南坊十畝園"（【達哉樂天行】）的記述，則體現佛教無常觀。這種隨宦海沉浮而變化的經濟書寫，恰構成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註腳。

三、貨幣史料中的社會鏡像
白詩中"俸錢四五萬"（【初除戶曹喜而言志】）反映貞元末物價比開元上漲十倍；"月俸百千"的記載印證會昌年間絹帛貨幣化的趨勢；而"兼賣所居宅"的困境，則揭示中晚唐官員致仕後社會保障的缺失。這些數據與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契約、帳籍相互參證，爲研究唐代官員實際購買力提供重要參照。

白氏俸祿詩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開創"以詩證史"的新徑，更在於通過個人經濟狀況的微觀敘事，展現中唐士人在制度變遷中的生存智慧。這種將私人帳目升華爲文學表達的獨特方式，使乾癟的俸祿數字獲得了超越時空的人文溫度。後世研究者當於此細微處，見出大歷史中鮮活的生命個體。

【論白居易俸祿詩中的士人經濟觀與歷史價值】

唐代士人俸祿入詩者，白居易堪稱獨步。其現存俸祿記載詩作凡二十七首，貫穿三十餘年仕宦生涯，形成獨特的"經濟詩史"。這種現象絕非簡單的"曬工資"，實爲唐代士大夫經濟觀念與政治倫理的文學投射。

一、俸祿詩的史料價值
白詩所載俸祿數據與【唐六典】【通典】記載高度吻合。任盩厔縣尉時"吏祿三百石"（【觀刈麥】），折合月俸約4貫，符合唐制畿縣尉月俸4.25貫的記載。其左拾遺時期"歲愧俸錢三十萬"（【醉後走筆】），折合年俸250貫，恰是正八品上階俸額。這些詩作不僅印證制度記載，更補充了唐代官員實際收入與購買力的細節。如"俸錢七八萬"（【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反映九世紀中葉貨幣購買力變化，具有重要經濟史價值。

二、經濟敘事中的政治倫理
白居易的俸祿書寫始終貫穿著"俸祿-功德"的對應關係。早期【觀刈麥】以"吏祿三百石"與農人"足蒸暑土氣"對比，體現儒家"食祿者思報"的政治倫理。晚年【自詠老身示諸家屬】詳列資產處置，實爲對"致仕不給俸"制度的抗議。這種將個人經濟狀況公開化的書寫，暗含"俸祿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士大夫責任意識。

三、經濟境遇與文學轉型
考察其俸祿詩可發現明顯分期：四十歲前多寫俸薄（"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常樂里閒居】），五十歲後常詠俸豐（"歲給千匹絹，月支萬錢倉"【三年爲刺史】），七十歲後轉爲憂貧（"先賣南坊園，次賣東郭田"【達哉樂天行】）。這種經濟境遇的變化與其詩風由諷喻轉向閒適再趨沉鬱的軌跡高度重合，可見物質基礎對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

白居易的俸祿詩構成中古士人經濟生活的"自我民族志"，其價值遠超簡單的史料補充。這些詩作既反映了唐代官員俸祿制度的實際運作，又展現了士大夫階層在經濟生活與政治道德間的複雜心態，更爲我們理解唐代文學創作的物質基礎提供了獨特視角。錢鍾書先生所謂"唐詩可以證史"，於白氏俸祿詩尤爲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