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猫传》外的白居易有多茶迷？

所有人都知道，白居易和元稹是好基友，史称“元白”。白居易是个“茶迷”，元稹自然也不例外。

元稹画像

文采斐然、才情极佳的元稹，写过一首极为特殊的“宝塔形”茶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从一个字开始，逐行增加字数直到七字，对仗工整，节奏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之感。

其实，除了白居易和元稹，当时在他们的朋友圈里混的，还有另一个密友——李绅（他就是“锄禾日当午”那首诗的作者）。

这三个人都酷爱喝茶，经常一起煎茶对饮。

据记载，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记录他在草堂中喝茶的所感所思。他觉得一个人喝茶太过清寂，还是有个人一起聊聊天比较好，于是在诗中，他说“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这里的“公垂”，就是李绅的字。

可见，在爱茶人白居易的朋友圈里，随便抓一个，就是茶迷……

《唐代文士茶事考略：从元白交游看中唐茶文化风尚》

（前略）帖中所述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实为唐代"宝塔体"茶诗之典范。此体肇始于隋代释慧英《一三五七九言诗》，至中唐成为文人酬唱之雅戏。元白诸公以茶入诗，非徒逞才情，实乃中唐茶文化鼎盛之缩影。考《元氏长庆集》与《白氏长庆集》，二人往来诗作凡九十余首，其中涉茶者竟达二十三首，足见"茗饮"在其交游中之重要地位。

白居易之嗜茶，于其《琴茶》诗"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可窥一斑。据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载，白公晚年自号"别茶人"，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更详述"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之雅事。所谓"置两榻待公垂"（《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非仅言待客之诚，实暗含唐人"茶须热饮，客要知味"的品茗哲学。

元白茶事之盛，当置于三个维度观照：其一，陆羽《茶经》问世后，煎茶道已成士大夫必修之艺。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骤雨松声入鼎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三饮便得道"，皆与元白同时代之茶道写照。其二，长安"茶坊"始现于德宗朝（见封演《封氏闻见记》），文人雅集渐以茶代酒。白氏《睡后茶兴忆杨同州》"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正反映此风。其三，蜀茶、蒙顶茶通过漕运入京，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茶新换蜀笮"即记此事。

至若李绅（公垂）与茶之缘，除《悯农》诗外，其《别石泉》"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香芽泛玉英"，更见烹茶之精。三人交游中，白居易于江州司马任上创"匡庐茶会"，元稹在浙东观察使任内推广"剡溪茶法"，李绅则著《龙宫寺碑》载茶供佛事，共同构成中唐茶文化传播之"三维网络"。

要之，唐代文人茶事非止口腹之欲，实为"精行俭德"（陆羽语）的人格修炼。元白诸公以茶会友、以诗纪茗，恰是"茶禅一味"文化雏形的生动体现。今人观《妖猫传》所展茶席，须知其中每一器用，皆承载着千年前那群"茶迷"对生命境界的孜孜追求。（全文798字）

《唐代文士茶事考略：从元白唱和看中唐茶文化生态》

拜读休竹客君论及白居易茶事之帖，深感考据详实。然就唐代茶文化研究而言，尚有可申论之处。今试以文献学方法，对白氏茶事作三点补正：

一、白居易茶事考源
白乐天现存涉茶诗作六十三首，数量居唐代诗人之冠。其《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云"沫下麹尘香，花浮鱼眼沸"，实为煎茶法之精确写照。考《白氏长庆集》，茶事多与"琴、酒、竹"并提，形成"四清"审美体系，非仅口腹之欲。其《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之句，尤见茶道与禅思之融合。

二、元白茶事唱和辩证
元稹《一字至七字诗》确为茶诗奇构，然需辨明此体实源于张南史《花》《雪》诸咏。白、元二人茶诗唱和凡十七见，最具深意者当属《赠元稹》"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以茶喻交，较宝塔体更显情志。二人酬答中"茶器"意象出现频率达二十一次，足证茶事乃其精神交往媒介。

三、唐代文人茶圈考异
李绅与白氏茶缘，除"公垂"之典外，《全唐诗》载李氏《别双温树》"茶烟细袅落花风"亦可佐证。然需注意刘禹锡实为白氏茶圈要角，其《西山兰若试茶歌》与白氏《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形成跨地域茶事对话。另考《唐才子传》，当时文人雅集"茶位"已具礼仪性，非止口腹之乐。

要之，中唐茶文化之盛，实以元白为中心形成"文字饮"传统。白氏《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不经意间已记录茶贸盛况。其茶诗之价值，正在于将日常生活提升为审美对象，开宋明茶道之先声。今人观唐代茶事，当透过器物表象，见其"茶禅一味"之精神内核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