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之理论方法都是古今通用的道理

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第二句说：“学则不固。”焦循认为“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因为你对礼不通达，对道理不明了，所以你才会蔽塞不通，不能够融会贯通，所以一定要去求学。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所学的都是圣贤教诲，都是圣人对于天道、自然的规律，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这些经验教训的体会，记载在经典之中。如果一个人常常学习经典，就会融会贯通，并且理上明了了，心才能够安宁，所以中国古人说“理得心安”，所以特别要重视学习历史经验。

在这一方面《群书治要》给我们做了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能够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好学的榜样。唐太宗十六岁就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没有时间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如何治国这些道理都不是很明了，二十七岁做了皇帝，他知道创业很艰难，但是要守业更加艰难，所以就派魏征、萧德言、褚亮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的经、史、子中的治国理念概括出来，编辑了这一本书。唐太宗非常地好学，读《群书治要》手不释卷。他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唐太宗看了魏征《群书治要》之后，认为编得太好了，取材广博，但是道理非常地精要，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经史子之中的治国理念，教训方法确实他是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呢，使他能够借鉴历史的经验，遇到事情不迷惑，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所以他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也正是这一本书帮助他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

而这一本书后来到唐玄宗的时候受到了重视，它帮助唐玄宗也是创造了一代盛世。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日本两代盛世的创建也是靠这一部书。这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而《群书治要》中所记载的这些理论方法都是通用的道理。

在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评论中，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可见他学习非常有收获，是每一天津津有味地手不释卷地读，都不忍心把这个书放下了。从这本书中他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知道了治国理政的源头，知道治国理政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了，换句话说治国理政，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都被总结在《群书治要》这本书了。

所以我们领导者只要把这一本书读透了，经、史、子的智慧经验也就全部了解了。所以好学很重要，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摘自《群书治要·论语讲记》

《论〈群书治要〉之通古今而明治道》

《论语》"学则不固"之训，实为治国修身之枢要。焦循以"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作解，深得圣学三昧。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非徒揖让周旋之末节，实为贯通天人、经纬万端之大法。魏徵等编撰《群书治要》，正是将散见于六经诸子中的礼义精粹，熔铸为经世致用之宝典。

唐太宗手不释卷而创贞观之治，其关键在"理得心安"四字。盖圣贤垂训，非为空谈性理，实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的实践智慧。《群书治要》采摭六十五部典籍，删繁就简，取精用宏，恰如孔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治学要诀。太宗谓其"博而且要"，正暗合《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圣学心法。

考《群书治要》之编纂体例，实具三重深意：
一曰"述而不作"的史学精神。全书五十卷皆以原典为据，如《尚书》取"民惟邦本"、《荀子》采"水则载舟"之喻，此即孔子"信而好古"的学术态度。
二曰"通经致用"的实践品格。书中特重《汉书》《后汉书》治乱之迹，恰体现《诗》教"鉴往知来"的深意。
三曰"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于道家取"无为而治"，于法家用"刑赏二柄"，正是《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的智慧呈现。

日本醍醐天皇延喜、天历两朝之治，印证《群书治要》实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道精华。其根本在于把握"风化之本"与"政理之源"的辩证关系：
风化之本，在《孝经》"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政理之源，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
二者统合于《大学》"明明德于天下"的终极理想。

今人研习此书，当以"温故知新"为要：
首当明辨"常"与"变"——五伦八德为亘古不易之常道，而选举制度、赋税之法等皆可因时损益；
次须贯通"体"与"用"——以《论语》"为政以德"为本体，以《管子》"仓廪实知礼节"为实用；
终归"知"与"行"合一——效法太宗"临事不惑"的实践智慧，使往圣绝学真正成为经世济民之实学。

《群书治要》犹如一座跨越千年的桥梁，一端连着"修齐治平"的圣贤心法，一端接着当代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学者诚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则必能臻于《周易》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的治世境界。

《论〈群书治要〉之通古今而明治道》

《论语》‘学则不固’之训，实为治国修身之枢要。焦循以‘不达于礼则蔽塞’为解，深契圣贤立教之本。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非仅仪节而已。今观《群书治要》所萃六经诸子之菁华，正所以破此‘蔽塞’之局，其价值有三重深意焉。

一、以学破固：圣贤心法之传承
唐太宗手不释卷而创贞观之治，非偶然也。魏徵等辑录经史子集要义，实为‘理得心安’之具体实践。《礼记》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治要》所载非陈编故纸，乃将‘礼义’化为可循之政术。如《尚书》‘民惟邦本’、《荀子》‘水则载舟’之喻，皆由学理贯通而致用。日本两朝盛世之基，恰证此理跨越时空之普适性。

二、以史为鉴：治道体用之合一
太宗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实指圣贤智慧之‘体’与历史经验之‘用’的完美结合。书中《春秋》褒贬、《史记》兴衰，非徒记事，实为‘政理之源’的具象化。昔齐桓公读《管子》而霸诸侯，玄宗览《治要》启开元，皆印证‘知风化之本’在明体达用。今人观历代典章制度之得失，犹见《治要》‘博而且要’之编纂智慧。

三、以简驭繁：当代治理之启示
《治要》五千余卷删存五十卷，恰合孔子‘述而不作’之精义。其‘过则勿惮改’的实践哲学，于今更具深意。现代治理之复杂，尤需此类‘以一贯之’的思维。如书中《周易》‘通变’思想、《孟子》‘仁政’主张，皆可转化为制度设计之原则。所谓‘古今通用’，非谓照搬旧制，实指把握‘主忠信’等根本规律。

昔程子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群书治要》之为宝典，正在其删繁就简而直指本原。今之治学者，当效太宗‘手不释卷’之诚，更须以‘学则不固’的开放心态，使往圣绝学真正成为现代治理的活水源泉。若如是，则‘无友不如己者’之境界可至，‘临事不惑’之功用可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