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子不器與康德的人非工具有何異同？

這是一個知乎上的問題，可能是某位學士的問題吧。

由於對康德並不了解，該問題暫且知乎回答比較在理的，且抄摘如下：

@東林赤心木

'Act in such a way that you 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e person of any other,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to an end, but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

康德的這句話被翻譯成『人非工具』，真的把原意都弄擰了。

康德這句話，和我們說的『不成功，則成仁』很接近。意思是，人性不應只是爲了達到目的而選擇的工具，其本身就應該是目的。

按論語體說，就是『成仁以仁』。想要更好地理解這句話，可以參考下面這句。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從A地到B地的交通來說，可以選公交/自駕/計程車/火車/飛機，這是『以』，means，交通工具或叫交通手段。選了自駕，可以選國道/高速，這是『由』，routes, 路線。選了路線，但也要矢志不移，安心開你的車，不要老想著超車變道，這是『安』，keep in the lane。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知者利仁，是知者趨利避害，趨仁的意思。或以，或由，都是趨利避害。以仁了，由仁了，安仁了，不一定就成功。但成仁是一定的。知，仁，勇，三達德。知者利仁，仁者安仁，勇者成仁。

『君子不器』說的是要『學而思』的問題。人不能只做個碗，把知識往腦袋裡裝就完了，還得獨立思考，溫故而知新。人如果沒有夢想，那和一條鹹魚有什麼區別？人如果不思考，那和一隻碗有什麼分別？

以下是筆者的分析：

【論語·爲政第二】：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

現在很多人將這一章理解爲，孔子是在反對人們『成器』，而在生活中，我們時常看到，人們罵一個人沒用，就說他不成器。似乎孔子的觀點有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發現，人都是要有用，才能在社會上立足的，如果『器量』越大，才用越高，這個人的前途前程就會越光明。

然而，我們也會發現另外一種現象，一旦人只存在『器用』價值，也許他會因此很富有，但他的生活會在精神層面極其貧乏。最極端的案例，可以看看流水線上的工人，當他們被嚴格局限於某個『器用』的崗位上時，他一旦離開這個崗位，就無法在其他社會領域上立足，而他的精神生活也會很單調。

當然，『打工之王』也是存在的，而且，看看那些在仕途上發揮『器用』的，他們也似乎在精神生活上十分豐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經常在各種渠道里，了解到上流社會的『變態』嗜好，這應該算是他們的一種精神貧乏吧？

還有另外一種現象，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有提到過：（君子不器註解）只關注天道器用，而不關注人道倫理，就會出現大批的科學家成爲製造毀滅人類的武器的工具，這種武器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等。

然而，上面這些現象，也只是說明人們不能只關注『器用』，卻沒有否定『器用』啊！而孔子直接講的是『君子不器』。

另外，【道德經】也有道器說，但是，老子的觀點與此相反，老子是直接肯定『器用』的，還認爲國治就是人民自由發揮自己的『器用』。

【道德經·第十一章三十輻】：『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這一章，老子是鼓勵人們『成器』的，爛泥只有成爲『埏埴』時，才『有器之用』，否則就永遠只是爛泥。另外，老子認爲，君子也是器，但他沒有講君子之器是怎樣的，只講了『非君子之器』：

【道德經·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本章是站在帝王的角度上看待『器用』的。『非君子之器』不可多用，顯然是『君子之器』可以多用。對於『君子之器』，老子似乎傾向於『無爲』。

【道德經·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因此，『君子』應當『無爲』，以令民自化，似乎這就是『君子之器』。這個觀點，在後面的章節也有論述到：

【道德經·第八十章小國寡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什伯』，應當就是『十百』，意指甚多。君子無爲，即民多器用，以至十百而不用。仍然是強調『器用』之必須。

【道德經】雖然是從帝王術的角度闡發了『器用』在治國層面的意義，認爲人民應當『自化』爲『器用』，以達天下太平而昌盛，但【道德經】畢竟是關注了人民的，定性了人民是否應該『成器』。難道老子比孔子更貼近現實生活嗎？難道孔子建立的，真的只是空中樓閣嗎？筆者認爲，這是人們誤解了。

孔子說的是，『君子』不器，不是『人民』不器。。。。。是否有點尷尬？原來孔子並沒有要求人人都成爲君子，也沒有要求人人都『不器』！

這確實是問題關鍵所在。

道學講的是天道，但天道『以萬物爲芻狗』啊，而且，上面引述的【道德經】章句，也講了，君子要無爲，使民成一器用，而不多其器，不利其器！

儒學關注的，卻是人道，天道雖然『以萬物爲芻狗』，但人道是『以民爲本』的啊！

而且，上面所舉的現實案例，也確實講到了十分重要的一點：只關注器用，忽略人文精神建設，就算是富甲一方的『王振華』也會做出深刻傷害社會公義的『變態』事跡！

所以，孔子只講君子不器，君子要維護道統，發揚人文倫理，使得『成器』的人民，不至於在物質生活中迷失自己，不至於在思想上只停留於『王侯將相們』的工具！

至於康德，實在是不了解，此問題，就此結束吧！

孔子"君子不器"與康德"人非工具"之辨

此二說皆關乎人之主體性，然立論維度各異。孔子所言"君子不器"（【論語·爲政】），重在君子當超越具體功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君子則當通貫六藝，不囿於一技一能。此說強調人格的整全性與超越性，乃是從"成德"角度立論。

康德"人非工具"原則（【道德形上學奠基】），實爲"絕對命令"第二公式，其要義在：理性存在者自身即是目的，不可僅作手段使用。此說基於先驗理性，確立道德律令的普遍性，乃西方啟蒙思想對人性尊嚴的哲學奠基。

二者相通處有三：其一，皆反對將人物化；其二，皆主張人之價值在於自身；其三，均有道德理想主義色彩。相異處亦有三：孔子之說重在人倫實踐中的"成仁"工夫，康德之論重在理性主體的先驗立法；孔子以"器"爲喻指向才能之博通，康德以"工具"爲戒強調權利之保障；前者屬德性倫理傳統，後者屬義務論體系。

要之，"君子不器"是修身之學，"人非工具"是立法之則。一者教人如何成德，一者示人何以立約。今人觀之，正可見中西文明對人性尊嚴的不同證成路徑。明乎此，則知"成仁以仁"與"目的王國"之說，實爲人類精神之雙峰並峙。

孔子所言"君子不器"與康德"人非工具"之論，實爲東西方思想史上關於人性價值的雙重奏鳴，二者在形而上層面存在深刻共鳴，而在實踐哲學層面又各具特色。今試析其異同如次：

一、本體論維度之相通
二者皆立基於對人的主體性的捍衛。孔子"不器"之說，見【論語·爲政】"君子不器"朱註："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此與康德【道德形上學基礎】中"人性本身即是目的"的絕對命令，皆反對將人降格爲功能性存在。如東林君所引"視其所以"章，孔子強調行爲目的（安仁）與手段（由仁）的統一，恰似康德"永遠同時作爲目的"的表述。

二、方法論維度之差異
1. 實現路徑不同：孔子之教重在"下學上達"的修養過程。【論語·憲問】載"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通過六藝之器的學習最終超越具體技藝（【述而】"游於藝"），此即"器而能不器"的辯證升華。康德則通過理性立法確立道德自律，其【實踐理性批判】強調："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則的唯一原則。"

2. 價值指向之異：孔子"不器"蘊含"君子儒"與"小人儒"之辨（【雍也】），追求"仁智勇"三達德的整全人格。康德則聚焦於理性主體的普遍立法能力，其【道德形上學】指出："人的尊嚴正在於這種普遍立法的能力。"

三、現代性啟示
1. 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二者皆預見現代社會的異化危機。當韋伯指出現代性導致"鐵籠"困境時，孔子"君子不器"的警示與康德"目的王國"的構想，共同爲抵禦人的物化提供思想資源。

2. 教育哲學意義：朱熹解"不器"謂"成德之士，體無不具"，與康德教育書簡中"教育的目的在於使人成爲人"的主張相映成趣。當代專業教育過度強調"成器"，恰需此雙重智慧來平衡。

要言之，孔子之論如山水寫意，在器與道的圓融中見超越；康德之說似幾何證明，在目的與手段的嚴格區分中顯尊嚴。二者殊途同歸，皆爲救治現代文明痼疾的良方。學者當如【中庸】所言"致廣大而盡精微"，在比較參詳中得其三昧。

孔子所言『君子不器』與康德『人非工具』之命題，雖時空懸隔、文化異質，然皆聚焦於人之主體性與價值尊嚴，其精神內核頗有可通之處，然理路與語境實有殊異。今試析其異同，以明二者之要義。

一、同源於對人的尊嚴之肯認
二者皆反對將人降格爲手段或功能之物。孔子云『君子不器』，意在強調君子不應拘泥於一技一能之實用，而應追求道器合一、體用兼備的人格境界。【禮記·學記】言『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朱子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正謂君子須超越具體職分之局限，以『志於道』爲終極關懷。康德之『人非工具』原則，亦主張人作爲理性存在者，其自身即是目的（Zweck an sich selbst），不可被僅僅用作他人意志之工具。此二者皆蘊含對人內在價值的深刻尊重，反對人之物化。

二、異在哲學根基與踐行路徑
然其差異亦甚顯著。
孔子之『君子不器』根植於儒家成德之教，強調通過『下學上達』實現人格的全面展開。君子須『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既須具經世之才（『器』之用），更須有仁德之本（『不器』之體）。故『不器』非否定才具，而是主張以德馭才、以道攝器，如【易經】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當貫通形上形下，成就『不器』之大道。
康德之說則基於理性主義與義務倫理，其『目的王國』理念強調人人皆具普遍理性，故應依從絕對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行動，將自身與他人同時視爲目的。此乃一形式化的道德律令，依託於先驗理性之自律，而非如儒家般強調通過禮樂教化與倫理實踐達成人格成長。

三、回應『成器』與『成仁』之辯
知乎答主以『成仁以仁』解康德，雖有慧心，然稍顯比附。康德『人即目的』側重道德立法之形式原則，而孔子『仁』則是實質性的德性理想與生命境界。答主引『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喻手段、路徑與心安，雖具啟發性，然康德之『手段—目的』框架實爲理性立法之邏輯，而非具體行爲之觀察方法。
至謂『君子不器』關乎『學思結合』，誠是，然未盡其深意。孔子非否定『器用』價值，而是警惕人若止於技藝、溺於功利，則易失落人之主體性。如【論語】中孔子多藝卻嘆『吾不試故藝』，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皆明『器』需統於『道』。此與康德反對將人工具化異曲同工，然儒家更重在正面建構一種『仁且智』的人格理想，而非僅立道德禁令。

結語
總之，二者皆高舉人之主體價值，然孔子之『君子不器』融倫理、教育、政治於一爐，倡一種德才兼備、體用不二的人格範式；康德之『人非工具』則以理性自律爲基礎，確立普世道德之形式法則。前者重踐履成德，後者重理性立法。今日觀之，既可相資互鑒——康德的普遍性原則可爲儒家『仁道』提供現代哲學註腳，而儒家的成德之學亦可補康德倫理之偏於形式化——亦當尊重其文化脈絡之殊途。學者若能既『成器』以立身，又『不器』以養德，方近中西賢哲之共願。

以上分析力求溯本開新，兼攝義理與辭章，以期合於問者求知之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