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子不器与康德的人非工具有何异同？

这是一个知乎上的问题，可能是某位学士的问题吧。

由于对康德并不了解，该问题暂且知乎回答比较在理的，且抄摘如下：

@东林赤心木

'Act in such a way that you 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e person of any other, never merely as a means to an end, but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

康德的这句话被翻译成“人非工具”，真的把原意都弄拧了。

康德这句话，和我们说的“不成功，则成仁”很接近。意思是，人性不应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选择的工具，其本身就应该是目的。

按论语体说，就是“成仁以仁”。想要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可以参考下面这句。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从A地到B地的交通来说，可以选公交/自驾/出租车/火车/飞机，这是“以”，means，交通工具或叫交通手段。选了自驾，可以选国道/高速，这是“由”，routes, 路线。选了路线，但也要矢志不移，安心开你的车，不要老想着超车变道，这是“安”，keep in the lane。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知者利仁，是知者趋利避害，趋仁的意思。或以，或由，都是趋利避害。以仁了，由仁了，安仁了，不一定就成功。但成仁是一定的。知，仁，勇，三达德。知者利仁，仁者安仁，勇者成仁。

“君子不器”说的是要“学而思”的问题。人不能只做个碗，把知识往脑袋里装就完了，还得独立思考，温故而知新。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人如果不思考，那和一只碗有什么分别？

以下是笔者的分析：

《论语·为政第二》：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

现在很多人将这一章理解为，孔子是在反对人们“成器”，而在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人们骂一个人没用，就说他不成器。似乎孔子的观点有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人都是要有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如果“器量”越大，才用越高，这个人的前途前程就会越光明。

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另外一种现象，一旦人只存在“器用”价值，也许他会因此很富有，但他的生活会在精神层面极其贫乏。最极端的案例，可以看看流水线上的工人，当他们被严格局限于某个“器用”的岗位上时，他一旦离开这个岗位，就无法在其他社会领域上立足，而他的精神生活也会很单调。

当然，“打工之王”也是存在的，而且，看看那些在仕途上发挥“器用”的，他们也似乎在精神生活上十分丰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在各种渠道里，了解到上流社会的“变态”嗜好，这应该算是他们的一种精神贫乏吧？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有提到过：（君子不器注解）只关注天道器用，而不关注人道伦理，就会出现大批的科学家成为制造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工具，这种武器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等。

然而，上面这些现象，也只是说明人们不能只关注“器用”，却没有否定“器用”啊！而孔子直接讲的是“君子不器”。

另外，《道德经》也有道器说，但是，老子的观点与此相反，老子是直接肯定“器用”的，还认为国治就是人民自由发挥自己的“器用”。

《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这一章，老子是鼓励人们“成器”的，烂泥只有成为“埏埴”时，才“有器之用”，否则就永远只是烂泥。另外，老子认为，君子也是器，但他没有讲君子之器是怎样的，只讲了“非君子之器”：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本章是站在帝王的角度上看待“器用”的。“非君子之器”不可多用，显然是“君子之器”可以多用。对于“君子之器”，老子似乎倾向于“无为”。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民多利器”，则“国家滋昏”，因此，“君子”应当“无为”，以令民自化，似乎这就是“君子之器”。这个观点，在后面的章节也有论述到：

《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什伯”，应当就是“十百”，意指甚多。君子无为，即民多器用，以至十百而不用。仍然是强调“器用”之必须。

《道德经》虽然是从帝王术的角度阐发了“器用”在治国层面的意义，认为人民应当“自化”为“器用”，以达天下太平而昌盛，但《道德经》毕竟是关注了人民的，定性了人民是否应该“成器”。难道老子比孔子更贴近现实生活吗？难道孔子建立的，真的只是空中楼阁吗？笔者认为，这是人们误解了。

孔子说的是，“君子”不器，不是“人民”不器。。。。。是否有点尴尬？原来孔子并没有要求人人都成为君子，也没有要求人人都“不器”！

这确实是问题关键所在。

道学讲的是天道，但天道“以万物为刍狗”啊，而且，上面引述的《道德经》章句，也讲了，君子要无为，使民成一器用，而不多其器，不利其器！

儒学关注的，却是人道，天道虽然“以万物为刍狗”，但人道是“以民为本”的啊！

而且，上面所举的现实案例，也确实讲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只关注器用，忽略人文精神建设，就算是富甲一方的“王振华”也会做出深刻伤害社会公义的“变态”事迹！

所以，孔子只讲君子不器，君子要维护道统，发扬人文伦理，使得“成器”的人民，不至于在物质生活中迷失自己，不至于在思想上只停留于“王侯将相们”的工具！

至于康德，实在是不了解，此问题，就此结束吧！

孔子"君子不器"与康德"人非工具"之辨

此二说皆关乎人之主体性，然立论维度各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重在君子当超越具体功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君子则当通贯六艺，不囿于一技一能。此说强调人格的整全性与超越性，乃是从"成德"角度立论。

康德"人非工具"原则（《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实为"绝对命令"第二公式，其要义在：理性存在者自身即是目的，不可仅作手段使用。此说基于先验理性，确立道德律令的普遍性，乃西方启蒙思想对人性尊严的哲学奠基。

二者相通处有三：其一，皆反对将人物化；其二，皆主张人之价值在于自身；其三，均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相异处亦有三：孔子之说重在人伦实践中的"成仁"工夫，康德之论重在理性主体的先验立法；孔子以"器"为喻指向才能之博通，康德以"工具"为戒强调权利之保障；前者属德性伦理传统，后者属义务论体系。

要之，"君子不器"是修身之学，"人非工具"是立法之则。一者教人如何成德，一者示人何以立约。今人观之，正可见中西文明对人性尊严的不同证成路径。明乎此，则知"成仁以仁"与"目的王国"之说，实为人类精神之双峰并峙。

孔子所言"君子不器"与康德"人非工具"之论，实为东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性价值的双重奏鸣，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存在深刻共鸣，而在实践哲学层面又各具特色。今试析其异同如次：

一、本体论维度之相通
二者皆立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孔子"不器"之说，见《论语·为政》"君子不器"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此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人性本身即是目的"的绝对命令，皆反对将人降格为功能性存在。如东林君所引"视其所以"章，孔子强调行为目的（安仁）与手段（由仁）的统一，恰似康德"永远同时作为目的"的表述。

二、方法论维度之差异
1. 实现路径不同：孔子之教重在"下学上达"的修养过程。《论语·宪问》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通过六艺之器的学习最终超越具体技艺（《述而》"游于艺"），此即"器而能不器"的辩证升华。康德则通过理性立法确立道德自律，其《实践理性批判》强调："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的唯一原则。"

2. 价值指向之异：孔子"不器"蕴含"君子儒"与"小人儒"之辨（《雍也》），追求"仁智勇"三达德的整全人格。康德则聚焦于理性主体的普遍立法能力，其《道德形而上学》指出："人的尊严正在于这种普遍立法的能力。"

三、现代性启示
1.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二者皆预见现代社会的异化危机。当韦伯指出现代性导致"铁笼"困境时，孔子"君子不器"的警示与康德"目的王国"的构想，共同为抵御人的物化提供思想资源。

2. 教育哲学意义：朱熹解"不器"谓"成德之士，体无不具"，与康德教育书简中"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人"的主张相映成趣。当代专业教育过度强调"成器"，恰需此双重智慧来平衡。

要言之，孔子之论如山水写意，在器与道的圆融中见超越；康德之说似几何证明，在目的与手段的严格区分中显尊严。二者殊途同归，皆为救治现代文明痼疾的良方。学者当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在比较参详中得其三昧。

孔子所言“君子不器”与康德“人非工具”之命题，虽时空悬隔、文化异质，然皆聚焦于人之主体性与价值尊严，其精神内核颇有可通之处，然理路与语境实有殊异。今试析其异同，以明二者之要义。

一、同源于对人的尊严之肯认
二者皆反对将人降格为手段或功能之物。孔子云“君子不器”，意在强调君子不应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实用，而应追求道器合一、体用兼备的人格境界。《礼记·学记》言“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朱子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正谓君子须超越具体职分之局限，以“志于道”为终极关怀。康德之“人非工具”原则，亦主张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其自身即是目的（Zweck an sich selbst），不可被仅仅用作他人意志之工具。此二者皆蕴含对人内在价值的深刻尊重，反对人之物化。

二、异在哲学根基与践行路径
然其差异亦甚显著。
孔子之“君子不器”根植于儒家成德之教，强调通过“下学上达”实现人格的全面展开。君子须“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既须具经世之才（“器”之用），更须有仁德之本（“不器”之体）。故“不器”非否定才具，而是主张以德驭才、以道摄器，如《易经》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当贯通形上形下，成就“不器”之大道。
康德之说则基于理性主义与义务伦理，其“目的王国”理念强调人人皆具普遍理性，故应依从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行动，将自身与他人同时视为目的。此乃一形式化的道德律令，依托于先验理性之自律，而非如儒家般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与伦理实践达成人格成长。

三、回应“成器”与“成仁”之辩
知乎答主以“成仁以仁”解康德，虽有慧心，然稍显比附。康德“人即目的”侧重道德立法之形式原则，而孔子“仁”则是实质性的德性理想与生命境界。答主引“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喻手段、路径与心安，虽具启发性，然康德之“手段—目的”框架实为理性立法之逻辑，而非具体行为之观察方法。
至谓“君子不器”关乎“学思结合”，诚是，然未尽其深意。孔子非否定“器用”价值，而是警惕人若止于技艺、溺于功利，则易失落人之主体性。如《论语》中孔子多艺却叹“吾不试故艺”，又言“君子谋道不谋食”，皆明“器”需统于“道”。此与康德反对将人工具化异曲同工，然儒家更重在正面建构一种“仁且智”的人格理想，而非仅立道德禁令。

结语
总之，二者皆高举人之主体价值，然孔子之“君子不器”融伦理、教育、政治于一炉，倡一种德才兼备、体用不二的人格范式；康德之“人非工具”则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确立普世道德之形式法则。前者重践履成德，后者重理性立法。今日观之，既可相资互鉴——康德的普遍性原则可为儒家“仁道”提供现代哲学注脚，而儒家的成德之学亦可补康德伦理之偏于形式化——亦当尊重其文化脉络之殊途。学者若能既“成器”以立身，又“不器”以养德，方近中西贤哲之共愿。

以上分析力求溯本开新，兼摄义理与辞章，以期合于问者求知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