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1年10月13日至17日，由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年会”在济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中西与雅俗：各种力量作用下的近代小说”、“辛亥前后的文人与小说”、“近代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6篇，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蓬勃的生命力。综合会议论文和分组讨论情况，本次会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特色：
一、新文献资料的披露、关注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文献资料、史实描述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本次会议在新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1895年6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布《求著时新小说启》，出资悬赏征集时新小说以革除鸦片、时文和缠足等“中华积弊”。次年3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出《时新小说出案》，说明征文活动共征得小说162部，但是此后这些小说一直未见行世。2011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原藏柏克莱大学图书馆的《清末时新小说集》，在近代小说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刘德隆（上海杨浦教师进修学院）《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获奖作品序文钞》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的“序文”进行了整理，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刘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先驱——〈清末时新小说〉简介》对征文获奖小说择要作了介绍，认为这些作品可谓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先驱，它们的问世为近代小说研究以及如何认识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小说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郭长海（长春师范学院）《民国第一小说，民国第一剧本〈血泪黄花〉》对近代小说家陆士谔创作的小说《血泪黄花》以及据此改编的剧本《鄂州血》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这两部作品写出了武昌起义的整个历史风貌，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崭新的样本，而且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和戏剧史上都应当有重要的地位。胡全章（河南大学）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小说大家徐剑胆考论》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徐剑胆的小说创作资料，论文《徐剑胆考论续篇》指出：民初北京白话报人和白话报小说主笔在《白话捷报》、《爱国白话报》、《北京白话报》、《小公报》、《北京白话报》、《实报》、《实事白话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徐剑胆依托京津白话报刊，发表了400种以上的小说，其创作总量当以千万言计，是近现代北方通俗小说作家群中的杰出代表。在学界普遍认为近代报刊和小说活动中心均在上海的语境下，对于清末民初京津白话报刊小说家徐剑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长期以来颇为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此外，胡志德（美国加州大学）《美国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概况》为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状况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赵晓林（济南日报社）《素隐书屋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涉及比较重要的文献问题，并对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而近代小说界如何在已有文献史实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发掘和有效运用小说及其他相关文献的问题，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
二、研究角度的丰富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海峡两岸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辛亥前后的文人与小说”、“辛亥革命与近代小说”成为本次会议的讨论热点，表现出近代小说研究有意识地与重大政治、学术文化事件相关联、相呼应的特征，也带有回顾和反思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意味。袁进（复旦大学）在《略谈辛亥革命对中国小说的推动》中指出：辛亥革命带来的推翻帝制和政治法制改革，曾经对民初言情小说的突破，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初以“和尚恋爱”、“寡妇恋爱”的小说为言情小说的发端，就是在辛亥革命促动下形成的。长期以来，受五四新文学家的影响，一般读者对近代小说的关注，大多停留在晚清小说，对民初小说往往不够重视。其实，辛亥革命曾经推动了近代小说的发展，使民初小说呈现出与晚清小说不同的形态。晚清的“言情小说”缺乏表现“人”的意识，民初的“言情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尽管也缺乏“人”的意识，但它们似乎更注重揭示爱情悲剧的内在性，在作品展示的客观形象上，具有比晚清“言情小说”更为丰厚的内涵。这一变化，应当归功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时代变化。这篇文章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的深层次关系、如何评价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学史现象。因为受到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近代文学研究界曾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包括一般所谓“鸳鸯蝴蝶派”）给予“低潮”、“退步”甚至否定性评价。因此，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准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的演变过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指出：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做《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变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郭则澐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含有深远的文化内涵；从晚清以来的文化发展与世道变迁来看，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馀，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段怀清（复旦大学）《主笔——小说家与晚清小说中的“启蒙主义”》探讨“主笔—小说家”这种身份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由于“主笔—小说家”的复合身份使得小说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众兴趣娱乐及教育启蒙方面的考量兼顾，突显了小说在市场商业化、社会大众化及审美启蒙性诸方面的时代总体关注与具体实践形态。这种小说在社会启蒙方面的认同承担及诸多努力，一方面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传统小说从一个封闭的作者核心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一个更为开放与自由的小说叙事时代。
季桂起（德州学院）《论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体式变革》认为，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形态，但在叙事结构、方法、体制以及视角等体式上已经体现出现代小说的特点。它在体式变革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抒情小说的出现。抒情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构造和艺术功能。苏建新（福建工程学院）《林纾与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前林纾对现实极度失望，革命爆发后，他由担忧发展到认同、歌颂，辛亥前后的林纾是进步的先知先觉者中的一员。郭浩帆（济南大学）《〈金瓶梅〉续书〈金屋梦〉若干问题摭议》指出，1914年发表在上海《莺花杂志》上的《金瓶梅》续书《金屋梦》为孙静庵所编，孙静庵改编《金屋梦》的方式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及社会思潮变迁影响小说风气发生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卫中、伏涛（苏州大学）《文人“笔孽”与名妓悲哀——以曾朴的〈孽海花〉与樊增祥的〈后彩云曲〉为中心》探讨了真实的傅彩云与作为小说、诗歌表现对象的傅彩云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文学作品对这一原形人物的改造。刘东方、刘伟（聊城大学）《近代小说中的古今穿越——以〈新西游记〉为例》从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等、艺术风格、艺术手法和词汇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它与当下穿越小说的相似之处和渊源关系。刘相雨（曲阜师范大学）《论〈水浒新传〉的改编策略》从主题、形象塑造等方面，对张恨水创作的《水浒传》续书《水浒新传》进行评析，指出《水浒新传》系接续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而来，在继承《水浒传》某些创作传统的同时进行了改编，它的经验和教训在名著续书中带有普遍意义。侯运华（河南大学）《论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以“哀情小说”、“倡门小说”为主》从小说家的主体意识、文本内含、叙事模式等角度，探讨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化表现》指出，《玉梨魂》不仅通过爱情悲剧形象地展现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也彰显了人生存在的深刻哲理，并且通过填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使之获得了植根于个体情爱而又超然于个体情爱之上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姜维枫（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孙了红侦探小说面面观——兼与程小青小说比较》从叙事、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讨论了孙了红侦探小说的艺术特征。龙莹莹《论〈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补性》探讨了近代狭邪小说代表作《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补性，汤克勤《论晚清小说中留学生形象的书写》对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群体做了具体分析。这些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女性文学是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次会议共收到有关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8篇，它们从多方面探讨了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指出近代女性文学为“五四”女性作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郭延礼（山东大学）是较早关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其《20世纪初女性小说家群体论》指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群，这个群体大约有60余人。她们的创作既有长篇小说，也有中篇和短篇小说。女性小说是顺应中国女权运动而诞生的，呼唤女权，倡导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提倡女学，成为女性小说最鲜明的主题。从总体上说，女性小说家虽然未达到同期男性小说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高度，但她们在创作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特有的思维特征、情感方式和性别视角，以及在艺术上若干新的尝试，却是值得女性文学研究者珍视的。
黄锦珠（台湾中正大学）《女性主体的掩映：〈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指出：创刊于民国三年（1914）的《眉语》是清末民初罕见的容纳大量女作家作品的杂志。其以“及时行乐”、“消闲”、“游戏”、“花前月下之良伴”为宗旨，男女相恋、谈爱说情的故事是该杂志刊载的大宗，情爱书写遂成为这份刊物俯拾即得的内容。《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中，女性主体时而掩蔽，时而浮露，而这种掩映闪烁的影姿，既展呈清末以至民初女权思潮的效应，也映现父权网罗的深重及其缓步的松动，对于现今理解妇女的历史命运与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堃（南开大学）《论秋瑾形象的历史形成及其性别问题》在夏晓虹《秋瑾之死》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指出清末民初的“女权”论述建立了“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之间的特殊关系，秋瑾不满于“女权革命”的不彻底而积极投身“民权革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而牺牲的女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刘青青（济南大学）《近代中国女性译者及其文学翻译活动概述》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女性译者分为西方来华女传教士译者、本土非宗教人士女译者、《女铎》报女译者三个群体，并对她们的译作情况及相关史实做了初步梳理。此外，朱秀梅（河南大学）《“我”的出走与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杨萍、潘超（长春师范学院）《〈歌场冶史〉中杨柳青形象的时代性》，黄湘金（西南大学）《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追求个性独立与自尊的女性，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精神的救赎。
四、研究领域的延伸与学术视野的开拓
假如以一般所说的“近代”（1840-1919）为中心，本次会议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有意识地向前后两个维度延伸的趋势。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向“近代”之前追溯。范丽敏（济南大学）《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的三种文化精神》指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处于最下层的市民大众的文化精神，正面的为讲究诚信、公正、睿智和义气，负面的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市侩主义；二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遵从的正统文化精神，正面的为忠孝节义，负面的为愚忠、愚孝、愚节、愚义；三是处于最上层的、为少数精英文人所具有的哲学文化精神，表现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价值、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带有人文主义萌芽之色彩。乐云（广东工业大学）《沉醉与微醒——19世纪初期历史小说的双重文化心理》认为，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初期的历史小说展现出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的两种不同维度：一方面，既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辉煌记忆中不能自拔，复古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另一方面，随着内忧外患的逐步深入，对时局敏锐而焦虑的小说家的忧世心态也充分呈现出来。左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蜃楼志〉：一部中国商人的“神话”》指出：以粤商为主角的小说《蜃楼志》，寄托着作者为时代和社会提供的一种拯救性力量，为中国古典小说带来了崭新的艺术视域。杨思颖（长春师范学院）《论〈林兰香〉中的梦意象》探讨明末清初世情小说《林兰香》梦意象的运用及其作用，指出小说将梦意象融入到人物塑造和情节演变之中，通过各种梦意象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世事的洞达和人生的感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向“近代”之后延伸。耿传明（南开大学）《狂人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

文学的文化气质》指出：五四新文学是以鲁迅《狂人日记》这样的非常态人物和非常态叙事为开端的，这种现代“狂人”的出现成为新文学标示其自身文学文化特性的突出标志；《狂人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于文化鼎革之际通过传统自然人性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结缘重新激活了疯癫与文明这一古老命题，五四“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立足于自然人性论的道德浪漫主义态度的复兴。清末民初文学异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深层差异是由淑世型到勘世型的文化气质的转变，前者出于一种人类追求协同性的愿望，后者出于一种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五四新文学以唯我论和唯理论的文学形态出现，将为协同性文化所压抑的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追求解放出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开生面的价值和意义。李生滨（宁夏大学）《鲁迅文学以小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概论》指出：在清代朴学精神和新文艺启蒙思想影响下，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体现了其疏离经学、沉潜杂学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思想，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化转型中文化价值转型的必然结果，而且对鲁迅现代小说创作和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在强调鲁迅现代小说创作杰出才能的同时，不可忽略其既有学术传承、又立足现代批评立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古代文学研究。刘殿祥（山西大同大学）《“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的翻译文学——从近代到现代》认为，鲁迅的文学翻译经过了从近代到现代的漫长历程，体现了中国翻译文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特征，同时也标识出中国文学经由近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特性。付建舟（浙江师范大学）《〈域外小说集〉的超前性与翻译研究中的失语症》指出，《域外小说集》在启蒙思想、直译风格、诗学观念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使有的研究者产生了严重的失语症，即丧失自己关于文学翻译研究的话语权，无视前贤时彦论断的片面性，无视域外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使《域外小说集》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刘丽霞（济南大学）《近代来华圣母圣心会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将近代天主教来华传教修会为整体考察对象，深入探讨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联。

此外，赵利民、陈子萌（天津师范大学）《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赵连昌（山东财经大学）《梁启超晚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价值》等论文继续关注近代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并对近代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进行了探讨；苏建新《走向世界/文化的2010年林纾研究》、谢超凡（华中科技大学）《俞樾通俗小说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李希望(天津师范大学)《当前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早秋精神”》等论文，则表现了近代文学研究中学术史意识的自觉和加强。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出现并逐渐加强的这种追溯式、延伸式研究，拓展了近代文学的学术空间，壮大了研究队伍。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新角度、新问题，甚至有可能带来新的学术习惯和范式。无论从近代文学研究角度还是整部中国文学史角度来看，都是可喜并值得期待的现象。

济南大学召开的“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国内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次聚会，也为国内外同行接触、沟通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作为连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近代文学具有特殊的学科地位，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次会议取得的很多成果，提出的很多问题，将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从而对中国近代小说乃至于近代文学研究事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