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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英雄们以身为炬，烛照着历史与文明的方向，也能让后来人分辨出隐藏在黑暗中卑劣的灵魂。 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文字为我们展示了300年满清奴化统治的后遗症，表现为封建礼教、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症状，其病根却是满清斩断华夏文明自强意识与自强能力、文明黑洞式的奴化统治。 鲁迅没能找到疗救满清奴化统治后遗症的药，共产党人找到了。这个药就是人民文艺，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有了接续传统之根的华夏文明的现代化，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为之一变。 鲁迅是很多现代人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对于柏杨与莫言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鲁迅铁骨铮铮、神完气足，柏莫内心阴暗、奴颜媚骨；鲁迅追求的是光明，后者皈依的却是撒旦。 法国作家萨特对此心知肚明，他在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那些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 瑞典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授予不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中，对东方叛逆者的肯定更为露骨：充满谎言的历史、虚伪的政治、被驴与猪淹没的人的声音、饥饿与人肉……这是他从莫言作品中搜集出来，所有能用的反华标签，全都拿出来当成对写作者的奖励。 从西方殖民者的视角出发，【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旅法学者边芹在其作品中揭露了西方设置的人文艺术类奖项、入选作品、颁奖机构背后的逻辑。这些机构、奖项的设置，是包藏祸心的，是有颠覆政权、祸国殃民目的的。需要提醒的是，边芹老师此类廓清事实的文章，才真正体现了文学的『批评』功用。 事实上，从美国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杰克·伦敦作品中对中国人的仇视，影视作品中的傅满洲形象，再到诺贝尔文学奖、戛纳电影节、时装展中中国作品的选择标准，都证明了西方对华夏文明的仇视与丑化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切构成了莫言们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柏杨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刻意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这种文化生态下的产物，不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性格塑造的，正是他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取向。 莫言不是从华夏民族的立场上树立与建构健康的人性与社会生态，而是从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来否定与解构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否定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为西方殖民者灭华夏之国、亡华夏之种构建文学合理性。 他展现的不是积极的、健康的人性、抗日救亡时期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文化、主人翁文化，而是其独特的搜腐集秽式的审美癖好去涂污健康社会生态下的人与人性。 他不去歌颂在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舍身赴死、先公后私的英雄与劳模，而是拐弯抹角地去赞美日据时期的侵略者，不遗余力地去赞美北海道的当代日本人。 他笔下一切变态的、丑陋的人物与形象，实则是满清奴化统治与旧中国列强与军阀割据统治下的黑暗地狱的后遗症，通过学来的写作技术，嫁接到满足符合西方与河殇派们属意的时代，以实现其意识形态工具的需要。 这不是什么赞颂与批评的问题，这是立场问题，这是价值观问题，这是恶毒的诅咒，这是挑战全体中国人道德底线的问题。 坚持病态文学观，创作病态作品的，注定不是拥有健康文化心理的人，而事实上，莫言们正是境内外反华势力用敌意与诅咒复活的文化病夫。 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文艺来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坚持党性原则，文艺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今天，当我们为娱乐圈的乌烟瘴气痛心疾首，当教材成了宣传西方价值观、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阵地时，再回过头来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这世上哪有什么不讲政治的文艺？不要圣王先贤的文艺，不要工农兵的文艺，不要人民群众的文艺，难道要好莱坞自由女神的文艺，要靖国神社军国主义的文艺么？ 之所以要讲政治，讲党性，不是禁锢思想，而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未结束，我们以为的和平，不过是另一场换了名字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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