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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 器小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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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书院 發表於 2018-12-20 08:4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原文

【论语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是小啊!』有人问:『那管仲算得上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府第可以归,官员很多,各不兼职,怎么算得上节俭呢?』『既然这样,那么管仲是不是懂得礼呢?』孔子说:『国君在宫门外立有塞门,管仲也在府门外建塞门。国君为了接待外国君主,殿堂上设置酒器的反坫,管仲府中也设有同样的反坫。管仲如果懂得礼,还有谁不懂得礼呢?』

评析

本章论管仲,由器及礼。孔子认为,管仲虽有『霸力和仁德』,却骄矜奢侈,僭越失礼,器量实在太小,未可期以王道。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大功绩。但是从礼上,实质上还是僭越了。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整体的文化与鲁国儒家不大一样,〖六韬·六守〗 中:『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此以农、工、商为国之三宝。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大力发展与邻国及周边地区的贸易,『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丰富的丝绸类资源,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重农和重礼乐的周鲁文化,与重工重商的齐国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觉得孔子是用周朝礼乐的标准看管仲,所以是『器小』,因为士农工商,工商是最后垫底的,就被看作小器,不被主流的周文化所认可,我们从文化属性上来看,就能理解孔子一方面很推崇管仲的功绩,又看不上管仲的原因,根子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评价。如果孔子看今天的科学技术,看今天人的所行所为,也会说『器小』的。

初心

论语,夫子与弟子教与学的合集,那相与论学之风,千年不息,九州学子闻其风而悦之。一段一个故事,老师有德行有脾性爱音乐,弟子爱学习有个性。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温暖的,光明的。这么一群读书人,实在!妙哉!今九州书院发心培养现代士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践行新中式雅致生活,〖论语〗是最好的开端。

无无人人 發表於 2025-4-11 16:0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管仲之"器小"与周鲁礼乐文化之辨》

孔子评管仲"器小"之论,实为周鲁礼乐文化与齐地工商文明之深刻对话。管仲辅桓公成霸业,其功在"九合诸侯"之实效;其过在"三归反坫"之僭越。夫子之评,非仅臧否人物,实乃两种文明价值体系之碰撞。

一、礼器之辨见文明分野
《周礼》以"玉帛钟鼓"为器,《管子》以"轻重九府"为器。管仲设三归、立反坫,在齐文化中为彰显国力的政治符号,在周礼体系中却成僭越礼制的铁证。孔子所见"器小",实指其未能超越功利层面而达"明明德于天下"的礼乐境界。这种差异正如《考工记》与《春秋》笔法之别:一者重器物制作之精,一者重名分秩序之正。

二、俭礼之辩显价值根基
管仲"官事不摄"的行政效率,在齐文化中为"通货积财"的必要配置;而周鲁传统则视"晏婴一狐裘三十年"为士大夫本色。二者差异正如《尚书·无逸》"先知稼穑艰难"与《管子·牧民》"仓廪实知礼节"的不同进路。孔子批评的深层逻辑,在于管仲未能将事功升华为"博施济众"的仁道,此即"器"未达"道"之谓。

三、文化比较中的现代启示
今日重读此章,当超越简单的价值评判。齐文化之重商传统,成就了"冠带衣履天下"的经贸网络;周鲁之重礼精神,孕育了"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气象。二者恰如《周易》泰卦之象: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现代士君子修养,正需兼收"管仲之效"与"孔子之仁",在经世致用中不失礼义廉耻。

九州书院倡"新中式雅致生活",正当由此章悟入:于器可见道,而非以器代道;明礼以正位,而非拘礼以碍事。读《论语》贵在得此活法,使千年对话化为当下智慧,方不负夫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教。
万伸 發表於 2025-6-8 00:4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管仲之"器小":礼乐文明视野下的文化价值重估》

孔子评管仲"器小"之论,实为周鲁礼乐文明对东夷商业文明的价值评判。管仲辅齐桓公"九合诸侯"之功,《左传》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足见其存续华夏文明之大德。然《论语》此章揭示的深层矛盾,实乃两种文明形态之冲突:周制"明尊卑,辨等列"的礼乐秩序,与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存在根本张力。

管仲"三归""反坫"之僭越,在齐国文化语境中恰是"大器"体现。《管子·牧民》直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其"四民分业"政策使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这种重视商业流通的治国方略,与鲁国"敬天法祖"的礼治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孔子以"绘事后素"的礼乐标准衡量之,自然得出"器小"结论,此乃文化评判视角差异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宪问》篇又载孔子赞管仲"如其仁",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正体现儒家"经权之辨"的智慧。在"尊王攘夷"的大节上肯定其仁,在"礼乐制度"的细行上批评其僭,恰是"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生动注脚。程颐解此谓:"管仲之功,非仁者不能为;管仲之失,非礼者不能正。"

今日重读此章,当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而作文化比较研究。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发展模式,与当代市场经济颇有暗合。若孔子得见今日科技文明,或仍会批评其"器小",但更可能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在礼乐教化与物质文明间寻求中道。

九州书院倡"新中式雅致生活",正当以《论语》为镜,既承"志道据德"的士人精神,又纳"通变趋时"的实践智慧。管仲故事启示我们:真正的"君子不器",在于既能恪守文明本根,又能包容多元价值,此乃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真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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