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的原因和影响

什么是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死了多少人？

对于和皇后、太子的仇怨，江充并不是太在乎。

要知道，此时已经是公元前91年，汉武帝已经66岁了。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这个年纪是绝对的高龄了。也就是说，汉武帝随时有可能死掉，太子刘据随时有可能即位当皇帝。

那江充为什么不太在乎和太子之间的仇怨呢？

那是因为江充已经抓住了事情的重点，毕竟此时的皇帝还是汉武帝，而汉武帝既然能杀了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杀死儿子呢？太子又怎么样，汉武帝又不是只有刘据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又不是不想当这个太子，他们之间同样勾心斗角，自己只要成功的让汉武帝怀疑太子，换个太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前几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yì）夫人给汉武帝生的儿子刘弗陵就非常受汉武帝的喜爱，有些专门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已经开始猜测汉武帝有更换太子的念头了。

而且，越是年长的太子，这时候越容易受到汉武帝的怀疑。怎么？怀疑太子心急当皇帝，所以对自己行巫蛊事陷害啊。

巧合的事，就在此时，汉武帝做了个梦，梦见有很多木头人，拿着棍子要打他。醒来之后，不知是心里作用还是真的，汉武帝感觉自己的身体明显变得很差。

汉武帝本来就怀疑有人用巫蛊之术在害他，这下更加确信了。

江充见此良机，当然是极力鼓动汉武帝不能忽视此事，应该一查到底。

汉武帝认可，让江充全权负责此事。

江充大权在握，再次活跃起来。

他召集了一些胡族巫师，让他们负责搜寻行巫蛊之事的人，四处挖掘行巫蛊事的必须用品：木偶人。

本来，这时的长安城中，颇为流行巫蛊之事。不管有用没用，哪怕只是觉得好玩，很多人都在这样做。

所以江充的行动简直是大丰收。凡是被挖掘出木偶人的，附近的人都会被当做嫌疑犯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就是严刑拷打，施以铁钳烧灼之刑，逼他们认罪，并逼问同伙。很多人受刑不过，胡乱攀诬。

江充则是一个都不放过，只要相关的，一律抓、打、杀。

从都城长安，到下属各地、各郡国，因为此案受牵连而死的，多达数万人。

对于死了多少人，汉武帝并不在意。汉武帝在意的是，用巫蛊害自己的人，是不是全部被抓住了，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当然有啊。因为此时的江充，刚刚开始收网啊。

江充向汉武帝汇报：“皇宫之中也有巫蛊之气，不铲除的话，于陛下身体不利。”

汉武帝不假思索，当即让江充进入皇宫，搜查宫中行巫蛊之人。

江充带着人在皇宫中一通搜查，最后在太子宫中挖掘出行巫蛊事的木偶人。江充当即表示，要马上禀报皇帝。

太子刘据吓坏了。

关于太子宫中搜出的木偶人是太子所为，还是江充派人偷偷放入借以陷害太子，说法不一。很多人认为是太子遭江充陷害，但是《汉书》上几处提及这次巫蛊之祸的文字里面，都没有一个字表示是江充栽赃陷害。

如果真的是太子主动行此巫蛊之事的话，细想起来，就更加可怕了。光是凭借想象力，就足够编成一部汉宫的宫斗戏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太子是解释不清楚了，而且太子根本不敢到汉武帝面前去解释。

而此时的汉武帝，因为身体不好，又怀疑皇宫中有人要害他，并没有住在长安城的皇宫之中，而是住在更加舒适，但是距离长安有一定距离的甘泉宫中。

太子刘据感觉自己被逼上绝路，也下了狠手。他派人假冒皇帝的使者，将江充等人抓了起来。

江充万万没想到太子还有这一手，当即被抓住，带到太子面前。

太子恨得眼里冒火，指着江充破口大骂：“你个奸贼，祸害了赵国国君和太子还不够，现在又来祸害我们父子来了。”然后，太子命人砍了江充的脑袋。

冒险家江充就这样死了。说不上忠还是奸，也说不上成还是败，总之，这就是江充的结局了。当然，还有点余波，那就是借江充之势发达起来的江充的家族，后来也被诛灭。

太子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无奈之下，武装起一批忠于自己的卫士，起兵造反了。或者说，是拥兵自保。

汉武帝得知太子造反，开始还不太相信，派使者去召太子前来。

结果派出去的使者害怕被太子杀死，根本没敢前去见太子，而是躲了一段时间，就跑回来向汉武帝汇报，太子真的造反了，不肯应召前来。

汉武帝雷霆大怒，派新任丞相刘屈牦（lí）带兵捉拿太子。

太子不甘束手就擒，派兵和刘屈牦的军队大打出手，双方混战成一团，死伤数万人。

最后，汉武帝带病返回长安城，太子的军队立刻瓦解。

太子刘据知道大事已去，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离长安，藏到湖县泉鸠里。不久之后，消息泄露，地方官派人抓捕，刘据不愿受辱，自缢而死。刘据的两个孩子也一同遇害。

没有跟随刘据逃离的妃子、孩子也都被害。

刘据一共有三子一女，都死于这次巫蛊之祸中，但是其后代，活下来一个孙子，刘询，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事后，汉武帝怒火未息，又派人去收缴皇后卫子夫的皇后印。卫子夫痛哭一场后，自缢身亡。

一场巫蛊之祸，汉武帝逼死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孙子，豪门权贵身死族灭的不知凡几，普通百姓和士兵受牵连及战乱死者，更是达到数万之众。

《巫蛊之祸考析：权力结构失衡下的汉宫悲剧》

一、巫蛊之祸的本质与肇因
巫蛊之祸（前91年）实为西汉武帝晚年权力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政治清洗。其核心矛盾在于：
1. 武帝晚年多疑心理：年迈帝王对死亡与权力更迭的焦虑，投射为对巫蛊诅咒的偏执。《汉书·江充传》载‘上春秋高，意多所恶’，此种心理状态为江充构陷提供土壤。
2. 外戚与储君之争：卫氏外戚（卫青、霍去病）虽已式微，然太子刘据‘仁恕温谨’的政风与武帝‘崇法黜儒’之策形成潜在冲突。钩弋夫人子刘弗陵的受宠，更动摇嫡长继承制。
3. 酷吏政治恶化：江充任绣衣直指使者，‘劾察贵戚近臣’的职权被异化为排除异己的工具。其利用胡巫‘掘蛊’之举，实为法家‘术治’的极端化表现。

二、死亡人数考辨
《汉书·武帝纪》仅记‘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当分三层解读：
直接处决：长安贵戚、宫人涉案者‘斩首市曹’，如公孙贺父子、阳石公主等。
牵连诛族：按汉律‘大逆无道’罪‘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诸邑公主、卫伉等皆族灭。
郡国波及：郡国官吏为表忠而扩大清查，如涿郡太守刘屈牦‘坐蛊狱’被诛。
当代学者田余庆考证，实际死亡约在3-5万人间，占当时长安人口的5%-8%。

三、深层次政治影响
1. 继统危机：太子刘据自尽导致武帝被迫立幼子刘弗陵，引发霍光专权隐患。
2. 意识形态转向：剧烈内耗促使武帝颁《轮台诏》，从‘外事四夷’转为‘禁苛暴，止擅赋’。
3. 司法体系异化：巫蛊案开‘腹诽心谤’入罪先例，为后世‘酷吏罗织’提供范本。

四、历史镜鉴
司马光《资治通鉴》评此祸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警示在于：当皇权失去制度制衡，个人意志凌驾法制时，巫蛊之类的‘符号化罪名’便会成为权力倾轧的凶器。此种非理性政治清算模式，在中国帝制时代反复重演，实为专制政体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痼疾。

（全文798字）

《巫蛊之祸的历史本质与政治逻辑考析》

巫蛊之祸作为汉武帝晚年重大政治事件，其本质是皇权政治下‘父子相疑’的极端表现。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此案牵连致死者‘前后数万人’，实为西汉中期统治危机的集中爆发。本文拟从三个层次剖析其因果：

一、心理机制的历史渊源
汉武帝晚年呈现典型的‘老年猜忌症候’，此现象在专制君主中具有普遍性。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揭示，江充正是利用帝王‘恶衰老’的心理弱点，将自然生理衰退曲解为巫蛊作祟。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卫太子刘据监国时‘颇有能名’，已埋下父子权力张力的伏笔。这种‘储君贤明反致疑’的悖论，实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结构性矛盾。

二、政治操作的制度空间
江充得以构陷太子，关键在于汉代‘诏狱’制度的缺陷。据《汉书·刑法志》，当时‘穷治党与’的司法程序，使‘巫蛊’成为政治清洗的合法工具。出土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显示，此类案件审理往往‘辞所连及，便收系考讯’，形成恐怖的连坐链条。更深刻的是，武帝时期‘内朝’权力扩张，使江充这类‘直指绣衣使者’得以绕过外朝直接操纵司法。

三、历史影响的深层脉络
巫蛊之祸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汉室继承格局。班固在《汉书·昭帝纪》中刻意强调幼主刘弗陵‘体有异征’，实为掩盖非正常继位的合法性危机。而更大的隐患在于：此案开创了‘以巫蛊构陷储君’的先例，此后成帝时‘许皇后坐巫蛊废’、哀帝时‘东平王云祠祭祝诅’等案，皆可视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遗毒。王夫之《读通鉴论》痛陈：‘汉法之弊，至此极矣’，正是指这种司法工具化对政统的腐蚀。

要之，巫蛊之祸非单纯奸臣构陷，实为帝制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其死亡人数的惊人规模，折射出绝对权力对社会伦理的碾压。钱穆先生曾论‘西汉政治病在过任术数’，此案恰为最佳注脚。今人观史，当透过血腥表象，洞察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缺失这一根本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