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西汉大将军李陵为什么投降匈奴？

就在李陵几乎大获全胜，并平安返回时，意外发生了。这个意外直接导致了李陵兵败。

在汉军中有一个小军官叫管敢，只因为和上司发生矛盾，被上司责打，便怀恨在心，为了报复，便在半夜里偷偷逃离军营，投降了匈奴，将汉军的军情，全部告诉了匈奴人。

此时李陵的这一支汉军，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更是不存在什么诱饵、包围圈之类，而且汉军最为犀利的武器，弓弩，也因为箭支几乎用尽，而失去了作用。

可以说，此时的汉军，几乎完全是凭着一口气在支撑着，就看能不能将匈奴人吓跑了。如果此时匈奴人继续进攻，不用费什么力气，汉军就将全军尽墨。

且鞮侯单于闻听大喜过望，当即命令匈奴人马，全军出动，向汉军发起最后的总攻。

到了此时，李陵还是不打算放弃。汉军士兵，不管受没受伤，都最后拼命了。武器不够，大家有刀枪的用刀枪，弓弩手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拆开车辆，用车轴、车轮当武器，与匈奴人拼命。

汉军且战且退，最后退进一个狭谷，据险死守。

匈奴人从山上，用巨石向下进攻，汉军死伤无数。此时的汉军，陷入了绝境。

好不容易坚持到深夜，匈奴人暂且收兵。汉军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

此时的李陵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于是换上便衣，独自一人，准备潜入匈奴大营，擒获或者杀死单于。如果能成，汉军剩余的将士，也许还有一线生路。

可是，万马军中想要刺杀敌人的首领，几乎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找都找不到，即使找到了敌方首领的大体位置，要想靠近，也是困难无比。李陵尝试一番，发现毫无希望，不得不黯然返回。

李陵召集起所有残存的将士，对大家说：“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走了，大家生死各安天命吧。哪怕我们还有几十只箭，也还有成功突围的希望，可惜我们一支箭都没有了。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吧。天亮之后，匈奴人一定会发起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等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分散突围吧。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别忘了向天子奏明我等血战杀敌之事。”

安排好之后，趁着夜半时分，李陵与校尉韩延年骑着马，率领十几个精锐的士卒为先锋，率先向匈奴人大营冲击而去，其余士卒四散突围。

匈奴人猝不及防，还真让李陵等人突围而出。但是随后匈奴人反应过来，数千骑兵在后面死死追赶。跟随在李陵身边的士卒先后战死，校尉韩延年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陵眼见无论如何不能逃脱，仰天长叹后，下马投降了匈奴。

好在四散突围的汉军并没有全军尽墨，最终还是有四百多人逃过了匈奴人的追杀，逃回了汉朝边塞。

关于李陵为什么投降匈奴人一事，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如果单纯的说李陵是贪生怕死之辈，似乎有些太冤枉了李陵。毕竟血战沙场，死亡是非常常见的，李陵能在匈奴大军层层包围之中，率部转战千里，又岂是一个简单的贪生怕死之辈可以概括？

至于有说法认为，李陵前面的血战，就是为了后面投降做铺垫，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更属于无稽之谈了。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死生只是瞬间之事，何况一直处于劣势的汉军。随时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李陵，不可能做此毫无意义的打算。何况，如果李陵真的早有投降之心，在开始击败匈奴人的三万人马进攻时，已经显露出足够的本领，完全可以借机投降，不用冒后面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了。

至于司马迁替李陵解释的，说他是为了暂且留下有用之身，想在适当的时候再报效汉朝的说法，似乎也不能完全说得通。如果此说成立，岂不是任何一个背叛者都可以用这个借口，将自己的背叛行为说的理直气壮？而且还可以为下一次再次背叛回来打下伏笔。

至于说李陵的投降是为了让更多跟随自己出征的汉军士兵求一条活路，似乎也很牵强。李陵投降时，那五千汉军已经几乎伤亡殆尽，再求活路，能多活几个人哪？

总之，说法不一，都难以自圆其说，且存疑吧。

匈奴人也真是崇拜英雄的民族，即使李陵对匈奴人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杀伤，即使李陵让匈奴单于几次惨败，即使此时的李陵已经走投无路，且鞮侯单于还是欣喜若狂的接纳了李陵的投降，并且对李陵非常器重。

《论李陵降匈事兼辨太史公之冤》

李陵之降，千古聚讼。班固《汉书》谓其‘无援失道’，司马迁《报任安书》称其‘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而民间稗史多诋为贪生负义。今考天汉二年战事，当析三重公案：

一曰战局穷途非战之罪
《汉书·李广苏建传》详载浚稽山之战，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矢尽道穷而救兵不至。管敢叛逃泄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此诚为转折要害。汉制‘一弩十矢’，陵军‘一日五十万矢俱尽’（《汉书》颜师古注），实已尽人臣之节。昔项羽垓下之围，韩信犹谓‘非战之罪’，陵之困厄亦当如是观。

二曰降匈本末考异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壮其勇，以女妻之’，与《汉书》‘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自陈相参，可知陵初志实欲效曹沫劫盟故事。其夜袭单于未果事，虽不见正史，然与《汉书》‘欲得当以报汉’之语暗合。唐人李翱《李文公集》论此：‘陵之降也，权也，非诚也’，可谓的论。

三曰司马迁辩诬之深意
太史公因言陵事遭腐刑，实关汉代军功集团与皇权矛盾。武帝晚年‘军功爵制’败坏，卫青、霍去病死后‘无可用之将’（《盐铁论·西域篇》），陵之败实暴露汉军后勤体系痼疾。司马迁谓‘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报任安书》），非为叛将张目，乃刺武帝赏罚失度也。

陵后终老匈奴，与苏武临河泣别事（见《汉书·苏武传》），尤见其志非甘为贰臣。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辨之甚明：‘陵之罪在不能死，其心犹有可原’。今人论史，当脱‘忠奸二元’之窠臼，察其困局，哀其遭际，方得史家‘知人论世’之旨。

（全文798字）

李陵降匈事件再考：忠义困境下的历史辩证

关于李陵兵败降匈一事，历代史家论述颇多，然多囿于传统忠奸之辨，未能深入探讨此一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与人性挣扎。今试从三个层面剖析之。

一、军事层面：孤军深入的非战之罪
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遭遇单于八万骑兵围困。《汉书》载其‘连战八日，矢尽道穷’，仍能‘斩首虏万余级’。考诸汉代军制，步兵对骑兵本处劣势，李陵能以寡击众至此，实属难得。管敢叛逃虽为导火索，然根本原因在于汉廷未按约派兵接应。武帝晚年好大喜功，令偏师深入绝域而不为后援，此乃战略决策之失，非战之过也。

二、政治层面：酷吏政治下的悲剧循环
李陵败讯传至长安，武帝问政于司马迁。迁以‘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为辩，竟遭宫刑。其后公孙敖误报李陵助匈奴练兵，致陵族诛。此二事反映武帝晚年任用酷吏、言路闭塞之弊。杜周、王温舒等‘以深刻为功’，造就‘大臣持禄容身’之政风。李陵之降，实为汉廷自毁长城之结果。班固评‘陵不死，罪也’，然细究之，汉室待功臣凉薄，何尝不是‘罪’之根源？

三、伦理层面：忠孝两难的历史吊诡
李陵降后，匈奴妻以公主，立为右校王。然观其终生未助匈奴攻汉，且于苏武归汉时赠别诗云‘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足见其内心挣扎。儒家讲求‘孝悌忠信’，然当‘忠君’与‘保众’不可得兼时，李陵选择保全士卒性命，此中伦理困境，非简单‘变节’二字可概。司马光《资治通鉴》谓‘陵苟活而不死，能无愧乎’，然设身处地，五千将士性命与个人名节孰轻孰重？

结语：
李陵事件本质上是汉武帝扩张政策与官僚体系异化的产物。后世对此事的评价，往往掺杂着‘成王败寇’的史观与‘夷夏之防’的偏见。今日重审这段公案，当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从制度缺陷、决策失误与人性复杂性等多维度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常是特定情境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论古人者，先设身处地以为量，而后敢执是非以制之。’此或为读史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