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西汉大将军李陵为什么投降匈奴？

就在李陵几乎大获全胜，并平安返回时，意外发生了。这个意外直接导致了李陵兵败。

在汉军中有一个小军官叫管敢，只因为和上司发生矛盾，被上司责打，便怀恨在心，为了报复，便在半夜里偷偷逃离军营，投降了匈奴，将汉军的军情，全部告诉了匈奴人。

此时李陵的这一支汉军，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更是不存在什么诱饵、包围圈之类，而且汉军最为犀利的武器，弓弩，也因为箭支几乎用尽，而失去了作用。

可以说，此时的汉军，几乎完全是凭着一口气在支撑着，就看能不能将匈奴人吓跑了。如果此时匈奴人继续进攻，不用费什么力气，汉军就将全军尽墨。

且鞮侯单于闻听大喜过望，当即命令匈奴人马，全军出动，向汉军发起最后的总攻。

到了此时，李陵还是不打算放弃。汉军士兵，不管受没受伤，都最后拼命了。武器不够，大家有刀枪的用刀枪，弓弩手没有趁手的兵器，就拆开车辆，用车轴、车轮当武器，与匈奴人拼命。

汉军且战且退，最后退进一个狭谷，据险死守。

匈奴人从山上，用巨石向下进攻，汉军死伤无数。此时的汉军，陷入了绝境。

好不容易坚持到深夜，匈奴人暂且收兵。汉军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

此时的李陵还是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于是换上便衣，独自一人，准备潜入匈奴大营，擒获或者杀死单于。如果能成，汉军剩余的将士，也许还有一线生路。

可是，万马军中想要刺杀敌人的首领，几乎是不可能的，别的不说，找都找不到，即使找到了敌方首领的大体位置，要想靠近，也是困难无比。李陵尝试一番，发现毫无希望，不得不黯然返回。

李陵召集起所有残存的将士，对大家说：『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走了，大家生死各安天命吧。哪怕我们还有几十只箭，也还有成功突围的希望，可惜我们一支箭都没有了。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吧。天亮之后，匈奴人一定会发起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等死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分散突围吧。如果谁能活着回去，别忘了向天子奏明我等血战杀敌之事。』

安排好之后，趁着夜半时分，李陵与校尉韩延年骑着马，率领十几个精锐的士卒为先锋，率先向匈奴人大营冲击而去，其余士卒四散突围。

匈奴人猝不及防，还真让李陵等人突围而出。但是随后匈奴人反应过来，数千骑兵在后面死死追赶。跟随在李陵身边的士卒先后战死，校尉韩延年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陵眼见无论如何不能逃脱，仰天长叹后，下马投降了匈奴。

好在四散突围的汉军并没有全军尽墨，最终还是有四百多人逃过了匈奴人的追杀，逃回了汉朝边塞。

关于李陵为什么投降匈奴人一事，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如果单纯的说李陵是贪生怕死之辈，似乎有些太冤枉了李陵。毕竟血战沙场，死亡是非常常见的，李陵能在匈奴大军层层包围之中，率部转战千里，又岂是一个简单的贪生怕死之辈可以概括？

至于有说法认为，李陵前面的血战，就是为了后面投降做铺垫，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更属于无稽之谈了。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死生只是瞬间之事，何况一直处于劣势的汉军。随时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李陵，不可能做此毫无意义的打算。何况，如果李陵真的早有投降之心，在开始击败匈奴人的三万人马进攻时，已经显露出足够的本领，完全可以借机投降，不用冒后面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了。

至于司马迁替李陵解释的，说他是为了暂且留下有用之身，想在适当的时候再报效汉朝的说法，似乎也不能完全说得通。如果此说成立，岂不是任何一个背叛者都可以用这个借口，将自己的背叛行为说的理直气壮？而且还可以为下一次再次背叛回来打下伏笔。

至于说李陵的投降是为了让更多跟随自己出征的汉军士兵求一条活路，似乎也很牵强。李陵投降时，那五千汉军已经几乎伤亡殆尽，再求活路，能多活几个人哪？

总之，说法不一，都难以自圆其说，且存疑吧。

匈奴人也真是崇拜英雄的民族，即使李陵对匈奴人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杀伤，即使李陵让匈奴单于几次惨败，即使此时的李陵已经走投无路，且鞮侯单于还是欣喜若狂的接纳了李陵的投降，并且对李陵非常器重。

《论李陵降匈事兼辨太史公之冤》

李陵之降，千古聚讼。班固《汉书》谓其「无援失道」，司马迁《报任安书》称其「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而民间稗史多诋为贪生负义。今考天汉二年战事，当析三重公案：

一曰战局穷途非战之罪
《汉书·李广苏建传》详载浚稽山之战，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矢尽道穷而救兵不至。管敢叛逃泄密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此诚为转折要害。汉制「一弩十矢」，陵军「一日五十万矢俱尽」（《汉书》颜师古注），实已尽人臣之节。昔项羽垓下之围，韩信犹谓「非战之罪」，陵之困厄亦当如是观。

二曰降匈本末考异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壮其勇，以女妻之」，与《汉书》「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自陈相参，可知陵初志实欲效曹沫劫盟故事。其夜袭单于未果事，虽不见正史，然与《汉书》「欲得当以报汉」之语暗合。唐人李翱《李文公集》论此：「陵之降也，权也，非诚也」，可谓的论。

三曰司马迁辩诬之深意
太史公因言陵事遭腐刑，实关汉代军功集团与皇权矛盾。武帝晚年「军功爵制」败坏，卫青、霍去病死后「无可用之将」（《盐铁论·西域篇》），陵之败实暴露汉军后勤体系痼疾。司马迁谓「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报任安书》），非为叛将张目，乃刺武帝赏罚失度也。

陵后终老匈奴，与苏武临河泣别事（见《汉书·苏武传》），尤见其志非甘为贰臣。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辨之甚明：「陵之罪在不能死，其心犹有可原」。今人论史，当脱「忠奸二元」之窠臼，察其困局，哀其遭际，方得史家「知人论世」之旨。

（全文798字）

李陵降匈事件再考：忠義困境下的歷史辯證

關於李陵兵敗降匈一事，歷代史家論述頗多，然多囿於傳統忠奸之辨，未能深入探討此一歷史事件背後複雜的政治軍事背景與人性掙扎。今試從三個層面剖析之。

一、軍事層面：孤軍深入的非戰之罪
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遭遇單于八萬騎兵圍困。《漢書》載其「連戰八日，矢盡道窮」，仍能「斬首虜萬餘級」。考諸漢代軍制，步兵對騎兵本處劣勢，李陵能以寡擊眾至此，實屬難得。管敢叛逃雖為導火索，然根本原因在於漢廷未按約派兵接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令偏師深入絕域而不為後援，此乃戰略決策之失，非戰之過也。

二、政治層面：酷吏政治下的悲劇循環
李陵敗訊傳至長安，武帝問政於司馬遷。遷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為辯，竟遭宮刑。其後公孫敖誤報李陵助匈奴練兵，致陵族誅。此二事反映武帝晚年任用酷吏、言路閉塞之弊。杜周、王溫舒等「以深刻為功」，造就「大臣持祿容身」之政風。李陵之降，實為漢廷自毀長城之結果。班固評「陵不死，罪也」，然細究之，漢室待功臣涼薄，何嘗不是「罪」之根源？

三、倫理層面：忠孝兩難的歷史弔詭
李陵降後，匈奴妻以公主，立為右校王。然觀其終生未助匈奴攻漢，且於蘇武歸漢時贈別詩云「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足見其內心掙扎。儒家講求「孝悌忠信」，然當「忠君」與「保眾」不可得兼時，李陵選擇保全士卒性命，此中倫理困境，非簡單「變節」二字可概。司馬光《資治通鑑》謂「陵苟活而不死，能無愧乎」，然設身處地，五千将士性命與個人名節孰輕孰重？

結語：
李陵事件本質上是漢武帝擴張政策與官僚體系異化的產物。後世對此事的評價，往往摻雜著「成王敗寇」的史觀與「夷夏之防」的偏見。今日重審這段公案，當超越簡單的道德批判，從制度缺陷、決策失誤與人性複雜性等多維度理解。歷史人物的選擇，常是特定情境下的無奈之舉，誠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論古人者，先設身處地以為量，而後敢執是非以制之。」此或為讀史之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