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为何被汉景帝所杀？

晁错犯了什么错？为何被汉景帝所杀？

其实，也不怪袁盎背后下黑手，因为晁错也一直没打算放过袁盎。

汉景帝即位，晁错受信宠，被封为御史大夫后，晁错就一直准备整死袁盎。

晁错派人收集袁盎在吴国时，收受吴王贿赂的证据，准备将袁盎治罪。好在汉景帝也明白这里面的始末缘由，并没有处死袁盎，只是将他削职为民。

吴王刘濞发动叛乱之后，晁错又想起了袁盎，这家伙做过吴国的相国啊，吴王叛乱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一点风声也不知道啊。

只是晁错一时没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只得将这个想法暂时压下来。

没想到，这次，袁盎主动进攻了。

袁盎先是来找窦婴。窦婴本来对晁错急于削藩的主张一直持反对意见，现在看到国家果然大乱，更是痛恨晁错。现在见袁盎来找，马上将之推荐给汉景帝。

袁盎建议汉景帝：『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袁盎的意思就是，只要杀掉晁错，叛军就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借口，然后再派使者赦免了他们叛乱的罪行，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他们自然就会退回各自的封地，这样，这场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了。

本来对七国乱兵心存惧意的汉景帝，犹豫再三，同意了。

接下来，在有心人的指使下，没过几天，朝堂之上，在晁错恰好不在的情况下，丞相、廷尉、中尉等几位高官同时上本弹劾晁错，说他大逆不道，扰乱国家，应当腰斩、灭族。

汉景帝批准了。

此时的晁错，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被汉景帝当做替罪羊扔了出来，还在家中，一门心思的筹划，如何输送军粮，怎么保证大军的供给等问题。突然朝廷的中尉登门，传达皇帝的命令，让晁错随自己上朝议事。

晁错也没多想，穿上朝服就随着中尉出了门。当车马来到东市的时候，中尉拿出皇帝的诏书，大声宣读晁错的罪状及皇帝的处置。在晁错目瞪口呆、不可置信中，早就准备好的武士们一拥而上，将忠心耿耿的晁错就这样腰斩于东市。

临死前，晁错还穿着朝服。

接下来，晁氏一门被诛。

这个结局，正应了当初晁错老父亲的预料。

帝王之无情，竟至于斯。

从诛杀晁错一事，也可以看出汉景帝之懦弱、无能、胆怯、昏聩与对敌人的心存幻想。他就不想想，开弓没有回头箭，叛军既然已经叛乱，不分个你死我活，怎么可能退兵回去，难道等着你将来慢慢分化瓦解，一个个慢慢收拾？

不管袁盎原来有什么建树，此时给汉景帝出的这个主意，绝对是私心作祟，错误至极。即使真的像他说得那样，杀掉晁错，皇帝认错，退还诸侯国封地，叛军能退兵的话，自此以后，诸侯国也将再不受皇帝控制，皇帝将永无削藩之日，大汉皇帝也将是又一个东周天子的下场。

此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众大臣放下各自的政治理念，团结合作，共渡难关，只要顶住叛军的早期进攻，就赢得了喘息之机。到那时，外有周亚夫等名将，内有各团结的文臣，结束叛乱，难度并不大。之后，更可以一举将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各位大臣本身的权力也能水涨船高。

可惜的是，无情的皇帝做出了愚蠢的决定，悲情的晁错就这么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当然，晁错的死，也和他本身的性格有关。

晁错一直学习的是先秦法家的学说，强调严刑峻法。而晁错本身性格也是严厉、刚直、苛刻、心狠，再加上锐意改革，因而得罪了大批的臣子。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没有几个与他关系融洽的。即使大家都是一心为国，大部分人对晁错也是敬而远之，相当一部分人更是将晁错当做生死之敌，欲除之而后快。

在晁错受汉景帝宠信之时，大家只能缄口不言，但是等叛乱发生，这些人于公于私，不可能不将这一切的罪责，怪罪到晁错的头上。

晁错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叛乱发生时，让皇帝御驾亲征上前线。不管这建议的对与错，都有致皇帝于危险之中的可能，让皇帝对其反感，甚至怨恨。

此时再加上众大臣的指责，皇帝倒向哪一方，可想而知。

在诛杀晁错之前，汉景帝也不可能没想过后果。但是一面是已经失去作用的晁错，一面是有可能兵不血刃解决危机，哪怕是暂时的。而且，即使不能解决危机，需要大军作战的话，那几位重要的领军将领同样和晁错不和，杀了晁错，至少能让像窦婴之类的领军将领心情愉快的多，在这种情况下，晁错不死，谁死？

晁错削藩的是非对错，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但其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情怀，两千年来，一直受后人赞颂。

班固在〖汉书·晁错传〗中赞其为：『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悲情晁错，虽然身死族灭，但，也正是因为历史上不乏这种『为国远虑，不见身害』之人的存在，才使得中华文明，能如此的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吧。

晁错身死，精神永存。

晁错心无社稷之格局，而致国家大乱，灭族之祸。由此可见，厚德方能载物，够格方能定局。

晁错之死：一场政治博弈中的必然结局

晁错之死，非独袁盎构陷所致，实乃汉初政治格局与晁错自身性格、策略多重因素交织之必然结果。细究其因，可得三端：

其一，削藩之策操之过急。晁错力主"削藩"，其《削藩策》虽切中时弊，然其推行手段过于激进。《汉书》载其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此论虽具战略眼光，然未能审时度势。景帝新立，政权未固，晁错却于短期内连续削夺楚、赵、胶西等国封地，致使诸侯王人人自危，终致"七国之乱"。其政治智慧远逊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渐进之策。

其二，刚愎自用，树敌过多。晁错为御史大夫时，"更令三十章"，变更律令过于频繁，致"诸侯皆喧哗"。其与丞相申屠嘉、外戚窦婴等重臣交恶，又欲置袁盎于死地，致使朝中几无奥援。司马迁评其"峭直刻深"，正谓其缺乏政治家的柔韧与包容。当七国叛乱，朝中大臣竟无人为其辩护，此非偶然。

其三，景帝政治权衡之需。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景帝采纳袁盎之议诛晁错，实为政治权宜之计。然此计背后，实暗含景帝对晁错长期专权的不满。晁错为太子家令时即得宠信，景帝即位后更"所言皆听"，已触犯皇权独尊之忌。诛晁错既可暂缓叛军攻势，又可借机收回相权，正合帝王心术。

晁错身着朝服被腰斩东市，其悲剧在于：他既是削藩政策的制定者，又成为该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其死非因其主张错误，而在推行策略失当。后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曰："错之策非不善也，而所以行之者非也。"可谓的论。晁错之死，折射出汉初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的尖锐性，也为后世统治者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深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