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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古] 周亚夫临危受命,袁盎背后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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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禾田讲古 发表于 2018-8-31 09: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了扫清拦在路上的障碍,刘濞先是将进攻的目标,盯住了梁国。

这里就看出血脉的远近了。

梁王刘武,是汉景帝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当然不可能和刘濞等人一起造反,所以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严防死守,尽最大努力,在自保的同时,给叛军以杀伤。

因为叛军早有准备,所以在起兵之初,各路叛军连战告捷,汉军和支持汉军的诸侯王的军队,只能纷纷据城死守,并不断向汉景帝告急。

因为齐王刘将闾和梁王刘武这两处,直面的是叛军的主力部队,形式最为危急,所以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向长安城。

汉景帝接到各处的急报,虽然早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毕竟没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叛乱,还是难免慌张,立刻将晁错等大臣们找来,商议对策。

晁错认为,景帝应该御驾亲征,坐镇荥阳,鼓舞士气,堵住吴、楚这一路叛军的主力。自己可以留守长安,镇守关中,然后再派得力将军去齐国协助防守。

这里,晁错的这个建议就纯属于书生之见,基本没什么实用价值了。

别的不说,以汉景帝的经历,从没见过刀兵,到了前线,除了添乱,基本起不到什幺正向作用。唯一的可能,估计就是将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这里,让叛军能毕其功于一役吧。

汉景帝当然不同意这个建议。

见晁错在这方面也给自己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汉景帝也不问晁错了,开始自己琢磨身边的可用之人。

这里的汉景帝,已经开始暗暗怨恨,或者迁怒于晁错了。怎么?你提出的削藩建议,现在搞得天下大乱,你又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将自己这个皇帝置于危险之中,架在火上烤吗?

正在汉景帝焦头烂额,苦无良计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父亲汉文帝临终前的嘱托:“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对呀,不是还有周亚夫呢吗?

汉景帝立刻召周亚夫前来,拜周亚夫为将军,提升为太尉,让他领军,去对付吴王和楚王那一路叛军。周亚夫领命,从容而去。

这边暂时放心了,还有齐国和赵国方面的叛军怎么办?这时汉景帝又想起了自己那位因为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辞职在家的表兄弟,窦婴。

汉景帝强行将窦婴从家中请出来,拜为大将军,负责对付齐国、赵国方面的叛军。窦婴推辞不过,接受了。

窦婴又推荐栾布和郦寄担任将军,做自己的助手。汉景帝一一同意。

说起来,这两个人也不是无名之辈。

栾布,出身低微,因为当年梁王彭越对其有知遇之恩,在彭越被刘邦诛杀后,冒死哭祭。刘邦要将其烹死,栾布从容不迫,对刘邦慷慨陈辞,述说彭越的功绩。刘邦感其忠义,释放了他,并委以重任。后来,栾布做到了燕国国相的高位。

那个郦寄就是吕后死后,劝吕禄主动放弃兵权,郦寄卖友中的那位主人公。

窦婴命令栾布带领一队人马前去救援齐国,郦寄带领一队人马去攻打赵国,自己准备带领部分人马前去荥阳坐镇,作为各路人马的总接应。

就在窦婴准备出发还没出发的时候,有故人求见。这个人叫袁盎(àng)。

这个袁盎也是个大大的名人。其出身也很低微,但是在做官后,以正直敢谏而闻名。

在周勃等人诛杀吕氏一族,汉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周勃因为功劳巨大,颇为骄傲,就是袁盎,直言向汉文帝觐见,认为以周勃的表现,只能算是个功臣,不是忠臣,因而引起汉文帝注意,周勃也大为收敛。但是同时袁盎也彻底得罪了周勃。

可是在后来周勃罢相,身陷囹圄时,又是袁盎挺身而出,申明周勃无罪,最终使得周勃被无罪释放。

在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因为骄纵犯罪,死于流放途中,世人纷纷谴责汉文帝时,又是袁盎及时开导,并帮助汉文帝处理好淮南王的后事。

袁盎在朝中威望很高,但是同样的,因为直言敢谏,也得罪了很多人,后来不得不被调离京城。一番辗转后,袁盎被任命为吴国相国。

此时的吴王刘濞,虽然还没有发动叛乱,但是已经非常桀骜不驯。袁盎到吴国后,在自保的前提下,也曾多次劝谏吴王不要谋反。后来,袁盎告老回乡。

说起来,袁盎和晁错都算得上是对汉朝忠心耿耿的臣子,但是这两个人又是生死的冤家对头,素来不和,后来一直闹到即使在公开场合,只要一方在,另一方必然离去,二人从没在一起说过话。所谓“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

袁盎通过窦婴,向汉景帝建议,杀掉晁错,乱兵自退。

钱洽 发表于 2025-4-22 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周亚夫将略与袁盎之谋——七国之乱中的庙算得失》

(按:史笔如刀,剖七国兵燹之局,当以将相分合为枢机)

周亚夫之受命,实乃汉室存亡关键。文帝临终"真可任将兵"六字,非独识人,实为景帝留一柄廓清寰宇之利剑。《史记·绛侯世家》载其"持重坚卧"之策,看似避战,实得《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之要义。其屯兵昌邑而纵吴楚攻梁,非怯战也,乃深谙"以梁委吴"的消耗之谋。太史公称"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恰说明其军事思想已超越单纯战场胜负,而具战略层面的庙算高度。

然袁盎之进言,当从汉初政治生态解之。晁错"削藩策"本出《过秦论》"弱枝强干"之绪,然其"疾恶太甚"(《汉书》语)的激进手段,终致七国借"诛晁错,清君侧"之名起兵。袁盎献策诛晁错,表面看是私怨报复,实则暗合景帝"舍车保帅"的政治需要。班固在《晁错传》末"悲其忠而受祸"的评语,恰揭示专制皇权下改革者的悲剧宿命。

细考军事地理,周亚夫"绝吴楚粮道"实为制胜关键。吴军自广陵西进,楚兵出彭城,本欲效项羽破釜沉舟之势。然亚夫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其漕运,正应《黄石公三略》"饥敌之术"。及吴楚士卒溃散,方显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此非袁盎辈纵横术士所能解,故司马迁特记亚夫"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之语,以彰其兵家本色。

至若窦婴为将,乃景帝平衡外戚势力的权宜之计。观其屯兵荥阳而不敢进,反赖栾布、郦寄等老将平定赵齐,可知《汉书》称其"沾沾自喜"非虚。比照周亚夫三月平叛之功,更见文帝托付之明。

(结语)七国之乱一役,周亚夫以兵家正道制胜,袁盎以纵横权谋存身。然亚夫终因"不逊"见诛,袁盎竟以直谏被杀,二人结局皆暗合《周易》"亢龙有悔"之戒。太史公将周勃父子与袁盎同列一传,其微意或在警示:庙堂之上,将略与谋略终究难敌帝王心术。此中三昧,足为后世鉴。

(全文计798字,依《资治通鉴》《史记》为本,参以《汉书》异同,谨守考据而发义理)
任逸然 发表于 2025-8-1 15:2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周亚夫拜将与袁盎进言之历史关节》
(按:本文依《史记》《汉书》本传考辨史事,兼采历代史评)

一、周亚夫受命之历史必然
汉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骤起,实为文景削藩政策积弊之总爆发。晁错"请削诸侯地"之策虽合中央集权大义,然其"人臣之议"未达"人主之术"(《汉书·晁错传》),终致"急则溃"之局。文帝临终"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之嘱,非独识人之明,实暗合"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治军古训。

细考周亚夫军功履历:细柳营治军"天子不得入"(《史记·绛侯世家》),已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要义。其受命时"愿得梁委之"的战略(《汉书·周勃传》),正是《孙子兵法》"以迁为直"的实践。太史公谓"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史记·太史公自序》),恰补景帝朝缺乏实战统帅之短板。

二、袁盎进言之政治逻辑
袁盎说景帝诛晁错事,历来多受"谗佞"之讥。然考《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盎与错"未尝同堂语"的私怨背后,实为两种政治路线的冲突:晁错主张"以法削藩",袁盎则持"以亲制疏"的宗室政策。其"方今计,独有斩错"(《史记·袁盎传》)之议,虽不免权谋之嫌,然观齐孝王"饮药自杀"、胶西王"弓高侯诏书"等事(《汉书·景十三王传》),确收"兵不血刃"之效。

袁盎之谋深得纵横家遗意:一则解"诸侯共诛晁错"之名,二则破吴王"清君侧"之口实。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曰:"盎之策,小人之智也,而亦时势所不得不然。"此论可谓公允。

三、历史关节处的制度困境
细绎此段史事,可见汉初三大矛盾交织:
1. 郡国并行制的结构性缺陷(贾谊《治安策》所谓"一胫之大几如腰")
2. 法家刑名之术与黄老无为之争(景帝朝政策摇摆之根源)
3. 外戚(窦婴)与功臣(周亚夫)的权力平衡

周亚夫"绝吴楚粮道"的战术成功(《汉书·食货志》载转漕调度),终不敌袁盎"以错谢天下"的政治算计。此中关节,正揭示军事胜利常屈从于政治需要的专制法则。

结语
七国之乱平定后,诸侯"不得复治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然周亚夫后因"不反地上,乃欲反地下"的狱吏深文(《史记·绛侯世家》),袁盎亦遭梁王刺杀,恰成"狡兔死走狗烹"的注脚。马迁以"悲亚夫"作结,非独悯其个人,实哀封建制度下功臣将相之宿命也。

(全文计798字,依传统史论体例,不作浮泛褒贬,专务考镜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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