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隸書代表作—【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在書法發展史上，唐代是晉代以後的又一高峰，在真、行、草、篆、隸各體書中都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書家，真書、草書的影響最甚。

唐前期的幾位皇帝皆好書法，唐太宗好行書，推崇王羲之，武則天以草書寫碑。唐玄宗李隆基好隸書，他寫的【石台孝敬碑】【紀泰山銘】，體態寬博，字勢橫逸，筆畫豐腴。此時湧現出一批擅長隸書的書家，如徐浩、韓擇木、良昇卿等。因此，隸書在唐朝中期輝煌了近百年，出現了隸書中興的局面。梁升卿書法隸書【唐御史台精舍碑】是『唐隸』代表之一，唐隸雖然不及漢隸古樸，從書法歷史而言，起到了隸法傳承的作用。

【唐御史台精舍碑】，開元十一年立。螭首方趺，通高185CM，碑身寬64CM，厚14CM，趺寬73CM，趺厚40CM。碑文連題18行，滿行30字，崔湜撰文，梁昇卿隸書，趙禮刻。碑陰、側及額有當時的御史台官員近千人題名。此碑左下角略有殘損，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

【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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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

【唐御史台精舍碑】與唐代隸書中興芻議

唐代書法藝術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形成的"唐隸"風格，以【御史台精舍碑】爲代表作，展現了唐代隸書藝術的獨特成就。此碑立於開元十一年（723），由崔湜撰文、梁昇卿書丹、趙禮鐫刻，三位名家合作，堪稱盛唐時期官方書法的典範。

從形制來看，此碑螭首方趺，通高185厘米，碑身寬64厘米，整體規制嚴整，體現了唐代官碑的典型特徵。碑陰及碑側所刻近千名御史台官員題名，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更構成了唐代官僚群體書法風貌的立體呈現。這種將文書、書法與職官制度相結合的形式，正是唐代碑刻文化的顯著特點。

梁昇卿的隸書取法漢隸而自出新意。其用筆方圓兼備，橫畫起筆多取逆勢，收筆含蓄；豎畫挺拔而不失彈性，轉折處兼用提按與絞轉。結體在平正中求變化，字勢橫向開張，與玄宗【石台孝經】的豐腴氣象相呼應，然更顯清勁。整體章法疏密有致，行氣貫通，展現出唐代隸書"法度謹嚴而氣韻生動"的審美追求。

從書法史維度觀察，唐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在楷書鼎盛時代延續了隸書傳統；其二，開創了"豐腴遒勁"的新風格，與漢隸的古樸渾厚形成時代對話；其三，通過官碑的權威傳播，確立了隸書的典範樣式。正如清人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所評："唐人隸書，雖不及漢人古雅，而嚴整可觀。"

現存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舍碑】，其左下角殘損處恰似歷史留下的印記，提醒我們唐代隸書中興的短暫輝煌。此碑不僅是研究唐代書法演變的重要實物，更是理解盛唐文化氣象的珍貴窗口。在書法藝術的傳承與發展中，唐隸以其獨特的時代風貌，完成了從漢隸到清隸的橋梁作用，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唐御史台精舍碑】與唐代隸書中興芻議

【唐御史台精舍碑】作爲開元十一年（723年）所立之重要碑刻，確爲唐代隸書藝術之典範。此碑由崔湜撰文，梁昇卿書丹，趙禮鐫刻，三位名家合作，實屬盛唐文化工程之典型範例。碑通高185厘米，形制規整，現存西安碑林，雖歷經千年風雨而保存大體完好，誠爲書學研究者之幸。

梁昇卿之隸書，體現了唐代隸書"法度謹嚴而氣象恢弘"的典型特徵。其用筆方圓兼備，橫畫起筆多取逆勢，收筆含蓄，所謂"蠶頭"之態已較漢隸更爲修飾；波磔之筆雖存挑法，然已無漢隸之恣肆，轉而趨向整飭。結字方面，梁氏取橫勢而兼有楷法，中宮緊收而筆畫舒展，與玄宗【石台孝經】一脈相承，共同構成"唐隸"之典型面貌。

從書法史維度觀之，此碑具有三重價值：其一，見證唐代"隸書中興"之實況。玄宗朝設"隸書待詔"之職，徐浩、韓擇木、梁昇卿等競相獻藝，使沉寂多時的隸書重現生機。其二，呈現"唐隸"獨特審美。較之漢隸的古樸渾厚，唐隸更重法度規範，筆畫光潔，結體勻稱，反映盛唐崇尚法度的文化取向。其三，碑陰千餘御史題名，不僅爲職官研究之重要資料，更可見當時士大夫階層對隸書藝術的普遍掌握。

然需指出，清人錢泳【履園叢話】評唐隸"去漢法甚遠"，此論固有道理，但未察時代審美之變。唐隸之價值，正在於其非簡單摹漢，而是融合楷法，開創符合當代審美的新範式。【御史台精舍碑】波磔間的楷意、結字中的裝飾性，恰是唐代藝術"尚法"特質的自然流露。

今觀此碑，當以"了解之同情"態度：既要認識其與漢隸的技法差異，亦當珍視其作爲書法史上重要轉折點的歷史意義。昔人云"晉尚韻，唐尚法"，梁昇卿此作，正是唐代法度精神在隸書領域的完美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