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四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

儒学讲究“内圣外王”。

内圣的重点，在心性之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外王的重点，在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讲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儒家的外王之学，经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古圣先贤的探究发扬，到汉代时，已经趋向成熟，

儒家的内圣之学，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传到孟子那里时，传不下去了，一下中断了一千多年。直到宋朝理学的兴起，儒家内圣这门学问，才得到复续，并逐渐趋向成熟完善。

因此，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似乎专于心性之学；但如果深入其中，就可以发现，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的探究，而是贯通内圣外王，发展完善了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这也决定了儒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有比较明晰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孔子之前，从尧、舜、禹，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父子，可称为原始儒学。

第二阶段，为孔、孟时代。儒学在这一阶段大放异彩，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体系化。

第三阶段，为汉代儒学。汉代儒学受子夏、荀子等人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代表，将儒家的外王之学推向成熟。

第四阶段，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别称宋明新儒学，它基本贯通了内圣与外王，使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得以构建完成。

对宋明理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非常多，但概括起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朱熹，一个是明代的王守仁。

朱熹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可勉强称之为格物派；王守仁片面地强调“格心”，可称之为格心派，或心学派。

宋明理学有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极为重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在理学兴起之前，《论语》虽然也是经，但属于“准经”，比“正式的经”略低一格；而正式的经只有诗、书、礼、易、乐、春秋。

那时，《大学》与《中庸》，还仅仅只是《礼记》当中的篇章，没有被独立单列出来。而《孟子》只是“子”，尚在经的范围之外。

而理学兴起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地位迅速升起，被称为“四书”；地位等同于“五经”。

甚至有人认为，“五经”属于未经加工过的粗米，而“四书”是经过加工过的精米；有了精米吃，这粗米就可以暂且放一放。这等于说，学习儒家经典，首先要读“四书”，至于“五经”反而次要一些，等学“四书”有了余力，再学亦可。

为什么在理学兴起后，“四书”如此受重视呢？

这是因为理学主要是解释“四书”的，理学的整个学说，都依附在“四书”之上。理学，实际可称为“四书”之学，舍弃“四书”，理学就不能存在。

例如，朱熹的思想虽然博大，但其要旨主要凝结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中；王守仁的思想，则主要凝结在《传习录》之中，而《传习录》主要依附的也是“四书”。

现在传统文化复兴，大家非常重视对“四书”的研读，却对宋明理学不很用心，这其实是一种相当错误的学习方法。

学习“四书”，必须同时学习宋明理学；如果不通宋明理学，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四书”，因为宋明理学就是“四书”的解释学，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完备的“四书”解释学。

理学，核心思维是格物致知，这与近代欧洲萌芽的科学技术是同类的思维，只不过科学只局限于逻辑思维，而理学的思维多种多样，如取象思维，如阴阳思维，如辨证思维等，理学反对的是感性的认知。

《四书》与宋明理学的体系性建构关系考论

宋明理学对《四书》的诠释与提升，实为儒学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不仅确立"四书"之名，更构建起贯通"内圣外王"的理学体系。考其源流，当注意三个层面的深刻关联：

一、文本地位的范式转移
汉唐经学以《五经》为核，其诠释多囿于训诂考据。至二程首倡"《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已见转向端倪。朱熹将《学》《庸》从《礼记》析出，与《论》《孟》并列为"四书"，完成儒学经典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此非简单文献重组，实为思想范式的革命——将诠释重心从王官之学转向心性修养，使"理"的形上建构获得经典依据。王阳明谓"《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更将文本提升为工夫论的实践指南。

二、义理系统的创造性诠释
理学家通过《四书》建构起"理-气-心-性"的哲学体系：以《中庸》"天命之谓性"证成性理本体，以《大学》"格物致知"展开工夫进路，以《孟子》"尽心知性"贯通天人，最终在《论语》"吾道一以贯之"处实现体系闭环。朱子以《大学》为"间架"，将四书义理编织为"理一分殊"的有机整体。阳明则通过"致良知"说，使《孟子》心性论与《大学》工夫论形成新的诠释循环。

三、工夫论的双向展开
"格物"与"格心"之辨，本质是《大学》诠释的两种进路。朱子据《大学》"即物穷理"强调外向认知，形成"道问学"传统；阳明依《孟子》"万物皆备"主张内向体证，开创"尊德性"路径。二者看似对立，实为《四书》内在张力的体现：朱子重《大学》文本的阶梯性，阳明主《孟子》心学的圆融性。这种张力恰构成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要言之，《四书》在宋明时期的经典化过程，实为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创造性转化。理学家通过重新诠释这些文本，既接续了孔孟道统，又建构起具有形上深度的新儒学体系。今日审视四书与理学关系，当超越"尊朱黜王"或"扬陆抑朱"的旧窠臼，而视其为儒学自我更新的典范个案。

四书与宋明理学的内在理路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明理学之兴起，实为儒家思想发展之重要转捩点。理学家对四书的重视，非仅文献地位之提升，实乃思想体系重构之必然。朱子编定《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析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新的经典体系，此一举措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就思想渊源而言，四书实为理学心性论之主要文本依据。《论语》之"仁"、《孟子》之"性善"、《中庸》之"天命"、《大学》之"格致"，皆为理学家建构心性学说之基石。程颐言"性即理也"，朱熹谓"理一分殊"，阳明倡"致良知"，无不以四书为立论之本。尤其《大学》八条目与《中庸》"诚明"之说，更为理学家提供了完整的心性修养路径。

理学对四书的诠释，实为创造性转化之过程。朱子以"理气论"解《孟子》，以"格物致知"释《大学》，将汉唐儒学所未发之微言大义，通过经典诠释而彰显。阳明以"心即理"重新解读《孟子》，更是突破朱子学统，开创新局。此般诠释非简单注疏，实为哲学体系之建构。

就儒学发展脉络观之，理学通过四书实现了"内圣外王"之贯通。《大学》由格物而平天下，《中庸》自尽性以至参赞化育，皆为理学家调和心性与事功之理论依据。朱子虽重心性，然其《大学章句》终归于"治国平天下"；阳明虽主良知，然其"知行合一"之说亦指向实践。四书之为枢纽，正在于此。

至于四书地位之提升，反映宋明思想之转型。汉唐重五经，因其关乎礼乐制度；宋明崇四书，因其切于心性修养。此非简单的经典更替，实为儒学关注点由外王向内圣之转移，亦是应对佛道挑战之必然选择。钱穆先生曾言："朱子之四书学，乃儒学第二期发展之核心"，诚为的论。

要之，四书与宋明理学之关系，非仅文献学问题，实乃思想史之大关键。理学家通过四书建构了新儒学体系，使儒家思想获得新的理论形态与生命力。此一思想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