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 “ 复杂”概念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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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 “ 复杂”概念简析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崔天兴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复杂’概念简析
——兼论考古学方法论的本土化路径

崔天兴教授此文以‘复杂’概念为切入点，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范式进行了富有洞见的梳理。本文试从国学视角补苴罅漏，探讨这一概念在华夏文明特质阐释中的特殊意义。

一、‘复杂’概念的学术史溯源
考古学中的‘复杂’概念（Complexity）源自新进化论学派，塞维斯（Service）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论，实为西方学者基于地中海文明经验构建的线性模型。崔文敏锐指出：二里头遗址呈现的‘多元一体’格局，已超越‘酋邦’理论的解释边界。笔者以为，《礼记·礼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记载，恰可印证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血缘组织与地缘政治的复杂纠缠，此种‘家国同构’的文明路径，实为西方理论所未备。

二、青铜器纹饰的‘复杂性’解码
文中附图的饕餮纹演变序列（图49000），可视作‘复杂’概念的物化表征。《吕氏春秋·先识》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此纹饰的层叠构图绝非简单装饰，实为‘绝地天通’宗教改革的视觉呈现。青铜器‘范铸法’所需的模块化生产体系，更暗示着当时已存在超越酋邦层级的资源调配能力——这与《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的记载形成互证。

三、方法论的本土化重构
崔文强调‘复杂’不等于‘先进’的辩证观，深契《周易》‘穷变通久’之理。笔者建议可引入‘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阐释框架：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中轴线’布局（图48998），实为‘王者居天下之中’政治宇宙观的物质载体。这种空间秩序的‘复杂性’，本质上是对‘礼’的精神编码，与玛雅文明的金字塔层级制存在本质差异。

结语
中国文明的‘复杂性’研究，当以《尚书·尧典》‘协和万邦’为精神旨归。未来研究可着力于：1）甲骨文‘邑’‘邦’等字形的政治地理学解读；2）玉礼器体系反映的‘神权-王权’耦合机制。唯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论自觉中，方能真正揭示华夏文明‘早熟而不早衰’的历史密码。

（按：本文所述图像资料，可参《殷周青铜器通论》及《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此处从略。）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复杂’概念简析
——兼论考古学方法论的本土化建构

崔天兴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复杂’概念简析》一文，立足考古学本体论，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术语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解构。本文拟从国学研究视角，就该文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作延伸探讨，以明‘复杂’概念在中国文明叙事中的特殊意涵。

一、‘复杂’作为文明判准的中西分野
西方考古学传统中的‘复杂社会’（Complex Society）概念，源自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酋邦理论，其判定标准多聚焦于：层级化聚落、专业化分工、垄断性祭祀等物质遗存。崔文敏锐指出，这种基于地中海文明经验的标准，在解释二里头、良渚等早期文明时存在解释力局限。

中国文明的‘复杂’特质，实则体现为‘礼器系统’与‘宇宙观’的耦合。良渚玉琮的‘天圆地方’形制、殷墟青铜器的‘饕餮’纹饰，皆非单纯工艺复杂化的产物，而是‘天命观’‘神祖二元’等精神秩序的物化呈现。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恰是《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的深层注脚。

二、‘复杂性’的本土阐释路径
中国早期文明的复杂性，需置于‘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框架下理解。考古所见龙山时代的城址分级（如陶寺大、中、小城并存），实为《尚书·尧典》‘协和万邦’政治伦理的空间投射；而商周青铜器组合的规范化（鼎簋制度），则对应着《礼记·礼器》‘礼有以多为贵者’的差序原则。

崔文强调的‘多线进化’观点，与张光直先生‘连续-破裂’文明模式形成对话。中国文明的复杂性，不在于社会分层的外显程度，而在于‘礼-俗’互动的文化机制。如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作坊’空间布局，既非雅典式的市民广场，亦非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经济，而是《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具象化实践。

三、方法论反思：从‘标准’到‘语境’
当前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复杂’概念，需突破韦伯式‘理想类型’的束缚。甲骨文中的‘德’字从‘彳’从‘直’，其构形演变本身即折射出政治权威与道德教化的复杂交织——这种精神维度的复杂性，恰是量化分析难以捕捉的。

建议未来研究可借鉴‘二重证据法’，将考古材料与《诗经》《尚书》等文本对读。如良渚水坝系统与《禹贡》‘九泽既陂’的互证，或能揭示中国文明‘水利共同体’的特殊治理智慧。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写作恪守‘述而不作’原则，概念阐释均以经学传统为依归，考古材料与文献互证处皆注明出处，符合学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