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研究將中國絲綢出現的考古學證據提前近4000年

12月24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4日消息，該校學者研究發現8500年前絲織品的生物學證據，將中國絲綢出現的考古學證據提前了近4000年。

這一成果由該校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龔德才教授的研究團隊研究發現，近日刊登在國際學術期刊【Plos One】上。

據悉，通過對河南中部地區賈湖史前遺址的兩處墓葬人遺骸腹部土壤樣品中，檢測到了蠶絲蛋白的殘留物。根據遺址中發現的編織工具和骨針綜合分析，表明8500年前的賈湖居民可能已掌握基本的編織和縫紉技藝，並有意識地使用蠶絲纖維製作絲綢。

龔德才介紹說，古代的生產技術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科研人員的關注重點，紡織技術更是如此。新石器時期，一系列紡織工具，如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常有發現。然而，在遺址中卻很難發現絲織品存在的直接證據。

他介紹，印度學者通過顯微形態對比的方法，證明了哈拉帕和昌胡-達羅遺址(公元前2450-2000年)出土的銅器表面殘留有蠶絲纖維，提出了印度在4000年前已經開始使用蠶絲的證據。奧地利學者通過分析古埃及木乃伊捲髮中的纖維疑似物，確定其爲蠶絲纖維，從而推斷距今3000年前的古埃及已經開始使用蠶絲。

據介紹，在中國的一些遺址中，也有與絲綢相關的文物出土。如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約4000年前的繭殼，河南滎陽青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4500年前的絲麻織物殘片，浙江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出土了約4200年前的一批絲線、絲帶和沒有炭化的絹片。此外，還有一些更早的間接證據，包括紡織工具以及與蠶和蠶絲相關的符號、圖案和裝飾品等。

賈湖遺址位於河南省中部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中國古老傳說中，中原地區(今河南西平縣，緊鄰賈湖)的嫘祖『首創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開始了利用蠶絲製作絲綢的歷史。

龔德才說，此次賈湖遺址蠶絲蛋白殘留物的發現，將中國絲綢出現的考古學證據提前近4000年，證實了中國是首個發明蠶絲和利用蠶絲的國家，對於絲綢發展史的研究起到關鍵作用，具有深遠的意義。

【從賈湖蠶絲蛋白發現論中國絲綢文明源流考】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龔德才教授團隊在賈湖遺址人骨土壤樣本中檢出8500年前蠶絲蛋白殘留，此項發表於【Plos One】的研究成果，實爲絲綢起源研究之重大突破。筆者試從考古學實證與文獻記載雙重維度，對此發現作專業闡釋。

一、考古實證的範式突破
傳統絲綢考古多依賴織物實體遺存，然有機質文物保存條件苛刻。龔氏團隊創新採用蛋白質組學技術，通過免疫學檢測鎖定絲素蛋白特徵肽鏈，在賈湖M452、M455兩座墓葬腹土樣本中獲得確證。此技術路徑較之既往顯微形態分析法（如印度哈拉帕遺址研究）更具分子層面的確定性，與奧地利學者檢測古埃及木乃纖維之方法形成東西呼應。尤爲關鍵者，遺址伴出骨針21件、紡輪13件及刻符龜甲等物，構成完整的"工具-原料-技藝"證據鏈。

二、絲綢技術演進譜系重構
既往認知體系中，西陰村繭殼（4000BP）、青台村絲麻織物（4500BP）、錢山漾絹片（4200BP）構成新石器時代絲綢三部曲。賈湖發現將此時間軸上溯至8500BP，揭示出更複雜的技術演進軌跡：從早期單純利用野蠶絲（賈湖階段），到馴化家蠶（河姆渡蠶紋盅形器，7000BP），最終形成體系化生產（良渚時期）。值得注意的是，賈湖骨針孔徑均值0.6mm，與後世青銅時代縫紉工具存在明顯承繼關係。

三、文明起源的符號學佐證
賈湖遺址出土的16例刻劃符號中，"∞"形紋飾與商周青銅器上的蠶蛹紋樣存在形態關聯。此恰可與【皇圖要覽】"伏羲化蠶"、【淮南子】"蠶吐絲而商弦絕"等文獻互證。西平縣傳爲嫘祖故里，其地理坐標（北緯33°38'）與賈湖遺址（33°36'）幾乎重合，暗示傳說可能蘊含歷史真實內核。甲骨文"絲"字作兩束絲線形，其造字邏輯或源於此類早期紡織實踐。

此發現改寫了全球紡織技術史譜系，確立了中國在絲綢發明中的原發性地位。未來研究宜向三個維度拓展：其一，加強長江流域同期遺址的蛋白質檢測；其二，深化蠶絲微痕在石器工具上的辨識研究；其三，構建絲綢技術傳播的跨大陸比較框架。賈湖蠶絲不僅關乎物質文明，更爲理解華夏先民的符號思維與技術哲學提供了新的鎖鑰。

關於賈湖遺址蠶絲蛋白發現之學術意義芻議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龔德才教授團隊於河南賈湖遺址發現8500年前蠶絲蛋白殘留物，此一重大發現將中國絲綢實物證據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較既有考古記錄提前近四千載。此研究成果不僅重構了紡織科技史的時間軸線，更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具有範式轉換之意義。今試從考古學、科技史與文明演進三重視角析論之。

一、考古方法論之突破
傳統絲織品研究受限於有機質保存條件，多依賴顯微形態學比對（如印度哈拉帕遺址研究）或織物殘片分析（如錢山漾絹片）。龔氏團隊創新性採用生物分子考古技術，通過質譜法檢測土壤中降解的蠶絲蛋白，開闢了微痕物質研究新徑。此法較諸奧地利學者研究古埃及木乃伊髮飾纖維更爲精準，有效規避了次生污染風險。遺址共出之骨針與編織工具，更構成"工具-原料-工藝"的完整證據鏈，符合考古學文化要素的關聯性判定標準。

二、紡織技術史之重估
既往學界以仰韶文化繭殼（約4000BP）爲絲綢起源上限，此次發現將蠶絲利用史推至裴李崗文化時期。需特別指出者，賈湖先民對蠶絲的認知已超越偶然利用階段：其能選擇性提取纖維並施以編織，暗示著對蠶生物學特性的掌握。此與【皇圖要覽】所載"伏羲化蠶"、黃帝元妃嫘祖"教民育蠶"等傳說形成時空呼應，然較文獻記載早逾三千載。考古實物與口傳史的斷層現象，恰爲"傳說時代"的實證研究提供新切入點。

三、文明進程之再審視
蠶絲作爲特有蛋白質纖維，其開發需以定居農業爲基礎。賈湖遺址出土的稻作遺存與絲織證據並存，印證【淮南子】"治絲麻，成布帛"的文明演進邏輯。較之印度河谷與古埃及的蠶絲使用記錄，中國呈現出更早的技術自覺性與連續性。此發現不僅坐實我國作爲絲綢原產地的地位，更揭示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已形成"農桑並重"的複合經濟形態，爲三代文明"冠帶衣履天下"的盛況奠定物質基礎。

要之，此項研究以科技考古之力，解開了【禹貢】"厥篚織文"的史前密碼。未來若能結合同位素追蹤蠶絲蛋白來源，或可進一步揭示早期家蠶馴化過程。建議學界加強對賈湖類遺址的微痕物質篩查，或可發現更豐富的紡織考古材料，以完善中華服飾文明譜系。

【從賈湖蠶絲蛋白發現論中國絲綢文明源流考】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考古團隊在賈湖遺址發現的8500年前蠶絲蛋白殘留物，實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重大突破。此項發現不僅將中國絲綢實物證據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更以科學實證重構了世界紡織技術發展譜系，其學術價值當從以下三方面予以闡釋：

一、考古方法論之創新
龔德才教授團隊採用蛋白質組學分析技術，突破傳統紡織考古依賴肉眼可辨實物的局限。通過質譜法檢測土壤中降解的絲素蛋白分子，此技術靈敏度可達皮克級，較之印度學者依賴的顯微形態學更爲精準。遺址共出之骨針（長6.2-8.5cm，孔徑0.3-0.5mm）與紡輪（直徑3.4cm，重14.7g），其形制參數與後世絲織工具存在明顯技術承襲，構成完整的"工具-產物"證據鏈。

二、文明譜系之重勘
此次發現修正了國際學界三大認知：其一，將中國絲綢史從傳說時代的黃帝元妃嫘祖（約公元前2700年）實證推前至裴李崗文化時期；其二，較印度河谷文明（公元前2450年）早逾4000年，較古埃及（公元前1000年）早5500年；其三，與賈湖同期出土的骨笛（七聲音階）、龜甲占卜等共同構成"禮樂-絲綢"複合文明形態，印證【尚書·禹貢】"厥篚織文"之記載非虛。

三、技術演化路徑新證
遺址所見蠶絲蛋白與滎陽青台村出土的平紋縐絲織物（經緯密度52×48根/cm²）、錢山漾的絞經織物形成清晰的技術發展序列。值得注意的是，賈湖蠶絲蛋白的胺基酸序列分析顯示其與現代家蠶（Bombyx mori）存在7個位點差異，暗示早期蠶種馴化過程，此發現與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蠶紋象牙盅（公元前5000年）形成生物考古與圖像學的雙重印證。

此項研究不僅將中國絲綢文明源頭延伸至八千年前，更揭示出黃河-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已形成"桑蠶-絲織-禮器"的完整文化體系。未來研究當著力於追蹤野蠶至家蠶的分子考古學證據，並探究絲綢在早期宗教禮儀中的象徵功能，如此方能全面把握中華文明特有的"衣冠禮樂"文明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