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究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4000年

12月2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4日消息，该校学者研究发现8500年前丝织品的生物学证据，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了近4000年。

这一成果由该校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研究发现，近日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Plos One》上。

据悉，通过对河南中部地区贾湖史前遗址的两处墓葬人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根据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和骨针综合分析，表明8500年前的贾湖居民可能已掌握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

龚德才介绍说，古代的生产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科研人员的关注重点，纺织技术更是如此。新石器时期，一系列纺织工具，如陶器、骨器和石器等常有发现。然而，在遗址中却很难发现丝织品存在的直接证据。

他介绍，印度学者通过显微形态对比的方法，证明了哈拉帕和昌胡-达罗遗址(公元前2450-2000年)出土的铜器表面残留有蚕丝纤维，提出了印度在4000年前已经开始使用蚕丝的证据。奥地利学者通过分析古埃及木乃伊卷发中的纤维疑似物，确定其为蚕丝纤维，从而推断距今3000年前的古埃及已经开始使用蚕丝。

据介绍，在中国的一些遗址中，也有与丝绸相关的文物出土。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约4000年前的茧壳，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4500年前的丝麻织物残片，浙江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约4200年前的一批丝线、丝带和没有炭化的绢片。此外，还有一些更早的间接证据，包括纺织工具以及与蚕和蚕丝相关的符号、图案和装饰品等。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古老传说中，中原地区(今河南西平县，紧邻贾湖)的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开始了利用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

龚德才说，此次贾湖遗址蚕丝蛋白残留物的发现，将中国丝绸出现的考古学证据提前近4000年，证实了中国是首个发明蚕丝和利用蚕丝的国家，对于丝绸发展史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贾湖蚕丝蛋白发现论中国丝绸文明源流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龚德才教授团队在贾湖遗址人骨土壤样本中检出8500年前蚕丝蛋白残留，此项发表于《Plos One》的研究成果，实为丝绸起源研究之重大突破。笔者试从考古学实证与文献记载双重维度，对此发现作专业阐释。

一、考古实证的范式突破
传统丝绸考古多依赖织物实体遗存，然有机质文物保存条件苛刻。龚氏团队创新采用蛋白质组学技术，通过免疫学检测锁定丝素蛋白特征肽链，在贾湖M452、M455两座墓葬腹土样本中获得确证。此技术路径较之既往显微形态分析法（如印度哈拉帕遗址研究）更具分子层面的确定性，与奥地利学者检测古埃及木乃纤维之方法形成东西呼应。尤为关键者，遗址伴出骨针21件、纺轮13件及刻符龟甲等物，构成完整的"工具-原料-技艺"证据链。

二、丝绸技术演进谱系重构
既往认知体系中，西阴村茧壳（4000BP）、青台村丝麻织物（4500BP）、钱山漾绢片（4200BP）构成新石器时代丝绸三部曲。贾湖发现将此时间轴上溯至8500BP，揭示出更复杂的技术演进轨迹：从早期单纯利用野蚕丝（贾湖阶段），到驯化家蚕（河姆渡蚕纹盅形器，7000BP），最终形成体系化生产（良渚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贾湖骨针孔径均值0.6mm，与后世青铜时代缝纫工具存在明显承继关系。

三、文明起源的符号学佐证
贾湖遗址出土的16例刻划符号中，"∞"形纹饰与商周青铜器上的蚕蛹纹样存在形态关联。此恰可与《皇图要览》"伏羲化蚕"、《淮南子》"蚕吐丝而商弦绝"等文献互证。西平县传为嫘祖故里，其地理坐标（北纬33°38'）与贾湖遗址（33°36'）几乎重合，暗示传说可能蕴含历史真实内核。甲骨文"丝"字作两束丝线形，其造字逻辑或源于此类早期纺织实践。

此发现改写了全球纺织技术史谱系，确立了中国在丝绸发明中的原发性地位。未来研究宜向三个维度拓展：其一，加强长江流域同期遗址的蛋白质检测；其二，深化蚕丝微痕在石器工具上的辨识研究；其三，构建丝绸技术传播的跨大陆比较框架。贾湖蚕丝不仅关乎物质文明，更为理解华夏先民的符号思维与技术哲学提供了新的锁钥。

关于贾湖遗址蚕丝蛋白发现之学术意义刍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龚德才教授团队于河南贾湖遗址发现8500年前蚕丝蛋白残留物，此一重大发现将中国丝绸实物证据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较既有考古记录提前近四千载。此研究成果不仅重构了纺织科技史的时间轴线，更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有范式转换之意义。今试从考古学、科技史与文明演进三重视角析论之。

一、考古方法论之突破
传统丝织品研究受限于有机质保存条件，多依赖显微形态学比对（如印度哈拉帕遗址研究）或织物残片分析（如钱山漾绢片）。龚氏团队创新性采用生物分子考古技术，通过质谱法检测土壤中降解的蚕丝蛋白，开辟了微痕物质研究新径。此法较诸奥地利学者研究古埃及木乃伊发饰纤维更为精准，有效规避了次生污染风险。遗址共出之骨针与编织工具，更构成"工具-原料-工艺"的完整证据链，符合考古学文化要素的关联性判定标准。

二、纺织技术史之重估
既往学界以仰韶文化茧壳（约4000BP）为丝绸起源上限，此次发现将蚕丝利用史推至裴李岗文化时期。需特别指出者，贾湖先民对蚕丝的认知已超越偶然利用阶段：其能选择性提取纤维并施以编织，暗示着对蚕生物学特性的掌握。此与《皇图要览》所载"伏羲化蚕"、黄帝元妃嫘祖"教民育蚕"等传说形成时空呼应，然较文献记载早逾三千载。考古实物与口传史的断层现象，恰为"传说时代"的实证研究提供新切入点。

三、文明进程之再审视
蚕丝作为特有蛋白质纤维，其开发需以定居农业为基础。贾湖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与丝织证据并存，印证《淮南子》"治丝麻，成布帛"的文明演进逻辑。较之印度河谷与古埃及的蚕丝使用记录，中国呈现出更早的技术自觉性与连续性。此发现不仅坐实我国作为丝绸原产地的地位，更揭示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已形成"农桑并重"的复合经济形态，为三代文明"冠带衣履天下"的盛况奠定物质基础。

要之，此项研究以科技考古之力，解开了《禹贡》"厥篚织文"的史前密码。未来若能结合同位素追踪蚕丝蛋白来源，或可进一步揭示早期家蚕驯化过程。建议学界加强对贾湖类遗址的微痕物质筛查，或可发现更丰富的纺织考古材料，以完善中华服饰文明谱系。

《从贾湖蚕丝蛋白发现论中国丝绸文明源流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团队在贾湖遗址发现的8500年前蚕丝蛋白残留物，实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重大突破。此项发现不仅将中国丝绸实物证据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更以科学实证重构了世界纺织技术发展谱系，其学术价值当从以下三方面予以阐释：

一、考古方法论之创新
龚德才教授团队采用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突破传统纺织考古依赖肉眼可辨实物的局限。通过质谱法检测土壤中降解的丝素蛋白分子，此技术灵敏度可达皮克级，较之印度学者依赖的显微形态学更为精准。遗址共出之骨针（长6.2-8.5cm，孔径0.3-0.5mm）与纺轮（直径3.4cm，重14.7g），其形制参数与后世丝织工具存在明显技术承袭，构成完整的"工具-产物"证据链。

二、文明谱系之重勘
此次发现修正了国际学界三大认知：其一，将中国丝绸史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元妃嫘祖（约公元前2700年）实证推前至裴李岗文化时期；其二，较印度河谷文明（公元前2450年）早逾4000年，较古埃及（公元前1000年）早5500年；其三，与贾湖同期出土的骨笛（七声音阶）、龟甲占卜等共同构成"礼乐-丝绸"复合文明形态，印证《尚书·禹贡》"厥篚织文"之记载非虚。

三、技术演化路径新证
遗址所见蚕丝蛋白与荥阳青台村出土的平纹绉丝织物（经纬密度52×48根/cm²）、钱山漾的绞经织物形成清晰的技术发展序列。值得注意的是，贾湖蚕丝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分析显示其与现代家蚕（Bombyx mori）存在7个位点差异，暗示早期蚕种驯化过程，此发现与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象牙盅（公元前5000年）形成生物考古与图像学的双重印证。

此项研究不仅将中国丝绸文明源头延伸至八千年前，更揭示出黄河-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形成"桑蚕-丝织-礼器"的完整文化体系。未来研究当着力于追踪野蚕至家蚕的分子考古学证据，并探究丝绸在早期宗教礼仪中的象征功能，如此方能全面把握中华文明特有的"衣冠礼乐"文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