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該以禮還是依法·孔子爲何激烈反對法制透明？

春秋時期大體說來，是齊、晉、楚、秦、吳、越六個大國互相爭鋒，攻城略地，此消彼長。最難過的就是夾在大國之間的一百多個二三等小國了。子產就出生在一個小國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的鄭國。鄭國一直是晉國和楚國拉鋸爭奪的對象。子產歷經幾番大難，終於在公元前543年上台執政。這時他40歲左右。

治國該以禮還是依法·孔子爲何激烈反對法制透明？

子產

子產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鑄刑鼎把懲治犯罪的刑律鑄在金屬鼎上，向全國老百姓公布。這是中國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在當時可是了不得的舉措。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說，春秋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爲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

治國該以禮還是依法·孔子爲何激烈反對法制透明？

鑄刑鼎

子產決心打破這種蒙昧，他根據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編訂了三種刑法，並把刑法公諸於世，讓老百姓明白法與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這無疑是進步的法制理念，當然也打擊了貴族特權。子產的這個做法，遭到很多貴族反對。晉國大臣叔向專門爲此給子產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信中說，本來民眾懷著恐懼之心，不敢隨便亂來。你把法律公布了，民眾就會鑽法律的空子，爭相琢磨怎麼做壞事而不至於被制裁，這樣就不怕長官了，反而會導致犯法的事情越來越多，腐敗賄賂到處泛濫，鄭國也會因此而滅亡。

子產給叔向回了一封信，頂著壓力說：我爲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堅定不移公布法律。結果呢？效果不錯，社會治理透明度增加，大眾歡迎，犯罪案件減少了。再說，鄭國注重商業，過去貴族利用刑罰的隨意裁量權壓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對鄭國很不利。子產公布法律，限制了貴族的特權，促進了鄭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子產此舉，開啟了中國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時期，宗法貴族減弱了氣勢而新的地主階層興起。各利益集團、社會階層以及經濟條件都在發生變化，鑄刑鼎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動之下，晉國在子產鑄刑鼎之後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鑄在鼎上，向社會公布了。可是，孔子認爲這樣做不對。在晉國公布了法律之後，孔子說，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還怎麼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爲法律是有害處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爲，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麼人們就專注於法律，只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做到的是天下爲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因此，孔子認爲，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

從這兩次波折可以看出，在當時公布法律，實在要面對巨大壓力。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一書不贊成叔向和孔子。他評論此事說：反對自反對，批評自批評，而時代的迫切需要，終於把禮治演變而爲法治。由此可見周谷城對子產鑄刑鼎的肯定。(摘編自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拐點】一書，標題爲編者所加)

原標題：鑄刑鼎：中國古代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論子產鑄刑鼎與孔門禮治思想之辯】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鄭國子產鑄刑鼎一事，實爲華夏法制文明之重要轉折。然孔子"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之嘆，非反對法制透明本身，乃憂心"棄禮而征於書"的深層文化危機。

考諸【左傳】，子產之政實爲"寬猛相濟"。其鑄刑鼎前六年，即作"封洫"改革田制，又"作丘賦"整頓軍賦，皆以制度重建爲要。刑鼎之鑄，實爲應對晉楚爭霸背景下鄭國"國小而偪"的生存困境。叔向詰難所謂"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征於書"，恰揭示春秋時期"禮"與"法"的本質差異：禮制依貴族等級而差序，刑律則具普遍約束性。

孔子之慮，在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及"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爲政】）。觀【周禮】六官體系，刑統於秋官而受制於天官冢宰，此即"禮主刑輔"之制度設計。孔子所守者，非反對法制進步，而是警惕純任刑名將導致"民免而無恥"的道德滑坡。其"爲政以德"主張，實欲以禮樂涵養民德，使"有恥且格"。

子產臨終謂子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與孔子"寬則得眾"（【論語·陽貨】）之教暗合。可見二者分歧不在否定法製作用，而在治國根本方略：一者以制度約束行爲，一者以教化培育自覺。此即【禮記】"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的精義所在。

要之，春秋時期禮法之辯，實爲華夏文明應對社會劇變的兩種路徑。子產之智在於因時改制，孔子之明在於守本開新。二者看似相悖，實則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治理智慧之兩翼。

【論子產鑄刑鼎與孔子的禮治思想】

春秋時期，鄭國執政子產鑄刑鼎以公布成文法，實爲中國法制史上的一大創舉。此舉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舊制，使法律從貴族專斷的工具轉變爲社會公器的雛形。然而孔子對此激烈反對，其根源在於儒家『禮治』思想與法家『法治』理念的根本分歧。

一、子產鑄刑鼎的歷史進步性
子產之政，首重『救世』。鄭國地處晉楚之間，貴族擅權、商賈受壓，社會矛盾尖銳。鑄刑鼎的實質，是通過成文法的公開性限制貴族特權，保障新興地主與商人的權益。此舉有三重意義：
1. 司法透明化：破除『刑不可知』的威嚇統治，使民知所避就；
2. 社會公平性：削弱貴族任意裁量權，促進階層流動；
3. 經濟推動力：穩定商業環境，契合鄭國『商遍天下』的國情。
叔向之批評，實爲舊貴族對權力流失的恐慌，而歷史證明子產之策確使『鄭國以治』。

二、孔子反對的深層邏輯
孔子斥晉鑄刑鼎『失其度矣』，並非簡單守舊，而是基於儒家『禮治』體系的核心主張：
1. 禮法之別：孔子認爲『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爲政】），法律僅能約束行爲，而禮樂可化民成俗。鑄刑鼎以律條代禮教，必然導致道德滑坡。
2. 差序格局：禮制強調『貴賤有等』，貴族通過教化與典範作用維持秩序。法律公開後，『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等級權威將被條文消解。
3. 人性預設：儒家主張『性善論』，認爲通過禮樂薰陶可使人自覺向善；而法律以懲惡爲先，隱含『性惡』前提，與孔子理念相悖。

三、禮治與法治的辯證關係
子產與孔子的分歧，實爲兩種治國範式的衝突：
子產之法：針對亂世急務，以制度約束權力，具有工具理性；
孔子之禮：立足長治久安，以教化培育倫理，追求價值理性。
二者並非絕對對立。後世儒法合流（如【唐律疏議】『德禮爲政教之本，刑罰爲政教之用』），恰證明禮法相濟的必要性。子產的制度革新與孔子的倫理堅守，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治理智慧的一體兩面。

結語
春秋之變，實爲宗法社會向官僚社會的轉型。子產鑄刑鼎順應時代需求，而孔子之憂，則是對人文精神的堅守。今人回望此爭，當知治國之道，既需法律的剛性框架，亦不可廢禮教的柔性滋養。二者的平衡，正是中國政治智慧的精髓所在。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