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该以礼还是依法·孔子为何激烈反对法制透明？

春秋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子产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治国该以礼还是依法·孔子为何激烈反对法制透明？

子产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

治国该以礼还是依法·孔子为何激烈反对法制透明？

铸刑鼎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的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灭亡。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由此可见周谷城对子产铸刑鼎的肯定。(摘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拐点〗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标题：铸刑鼎：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论子产铸刑鼎与孔门礼治思想之辩》

春秋之世，礼崩乐坏，郑国子产铸刑鼎一事，实为华夏法制文明之重要转折。然孔子"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之叹，非反对法制透明本身，乃忧心"弃礼而征于书"的深层文化危机。

考诸《左传》，子产之政实为"宽猛相济"。其铸刑鼎前六年，即作"封洫"改革田制，又"作丘赋"整顿军赋，皆以制度重建为要。刑鼎之铸，实为应对晋楚争霸背景下郑国"国小而偪"的生存困境。叔向诘难所谓"民知争端，将弃礼而征于书"，恰揭示春秋时期"礼"与"法"的本质差异：礼制依贵族等级而差序，刑律则具普遍约束性。

孔子之虑，在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终不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观《周礼》六官体系，刑统于秋官而受制于天官冢宰，此即"礼主刑辅"之制度设计。孔子所守者，非反对法制进步，而是警惕纯任刑名将导致"民免而无耻"的道德滑坡。其"为政以德"主张，实欲以礼乐涵养民德，使"有耻且格"。

子产临终谓子太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与孔子"宽则得众"（《论语·阳货》）之教暗合。可见二者分歧不在否定法制作用，而在治国根本方略：一者以制度约束行为，一者以教化培育自觉。此即《礼记》"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精义所在。

要之，春秋时期礼法之辩，实为华夏文明应对社会剧变的两种路径。子产之智在于因时改制，孔子之明在于守本开新。二者看似相悖，实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治理智慧之两翼。

《论子产铸刑鼎与孔子的礼治思想》

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铸刑鼎以公布成文法，实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创举。此举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制，使法律从贵族专断的工具转变为社会公器的雏形。然而孔子对此激烈反对，其根源在于儒家“礼治”思想与法家“法治”理念的根本分歧。

一、子产铸刑鼎的历史进步性
子产之政，首重“救世”。郑国地处晋楚之间，贵族擅权、商贾受压，社会矛盾尖锐。铸刑鼎的实质，是通过成文法的公开性限制贵族特权，保障新兴地主与商人的权益。此举有三重意义：
1. 司法透明化：破除“刑不可知”的威吓统治，使民知所避就；
2. 社会公平性：削弱贵族任意裁量权，促进阶层流动；
3. 经济推动力：稳定商业环境，契合郑国“商遍天下”的国情。
叔向之批评，实为旧贵族对权力流失的恐慌，而历史证明子产之策确使“郑国以治”。

二、孔子反对的深层逻辑
孔子斥晋铸刑鼎“失其度矣”，并非简单守旧，而是基于儒家“礼治”体系的核心主张：
1. 礼法之别：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法律仅能约束行为，而礼乐可化民成俗。铸刑鼎以律条代礼教，必然导致道德滑坡。
2. 差序格局：礼制强调“贵贱有等”，贵族通过教化与典范作用维持秩序。法律公开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等级权威将被条文消解。
3. 人性预设：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通过礼乐熏陶可使人自觉向善；而法律以惩恶为先，隐含“性恶”前提，与孔子理念相悖。

三、礼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子产与孔子的分歧，实为两种治国范式的冲突：
子产之法：针对乱世急务，以制度约束权力，具有工具理性；
孔子之礼：立足长治久安，以教化培育伦理，追求价值理性。
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后世儒法合流（如《唐律疏议》“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恰证明礼法相济的必要性。子产的制度革新与孔子的伦理坚守，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一体两面。

结语
春秋之变，实为宗法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型。子产铸刑鼎顺应时代需求，而孔子之忧，则是对人文精神的坚守。今人回望此争，当知治国之道，既需法律的刚性框架，亦不可废礼教的柔性滋养。二者的平衡，正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精髓所在。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