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读书破万卷 〖日知录〗竟然是『抄』来的？

顾炎武读书破万卷 〖日知录〗竟然是『抄』来的？

顾炎武

古城昆山历来有良好的读书风气。出生于书香家庭的顾炎武，从小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凡是昆山能搜罗到的书，都千方百计借来看，以至整个昆山城里没有什么书是没看过的。他不由摇头感慨：昆山无书，昆山无书！

自幼受到嗣祖父蠡源公的影响，顾炎武不仅养成了读书的良好习惯，也不断确立读书的目标。成年以后，顾炎武常常手不释卷，把读书作为自己每天的要事。以至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成为他的名言，也成为人们的典范。他的万卷书，究竟是泛指读得很多，还是有一个确数呢？

近年来有学者做了研究，认为古代以卷、轴、册、函等等来给书籍计数。到了顾炎武的那个时代，纸本代替简牍，卷与册被广泛运用。那时的书籍，按平均数计算，每卷约一万余字，一卷约合两册线装古籍。因为是活字印刷，平均每一页三百六十字，只相当于今天一页杂志字数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今天五六页杂志的文字量，就相当于那时的一卷。

顾炎武所说的读万卷书，可以用读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字量来比拟。这部万卷大书，足足有一亿字。如果每天读书六千字，两天便可读一卷，一年读一百八十卷，大约五十五年能读完，这差不多就是一生的时光了。很多书是顾炎武在四处漂泊的状态下，坚持不懈地读完的。博览群书，使顾炎武对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越来越深的了解。

顾炎武读书破万卷 〖日知录〗竟然是『抄』来的？

顾炎武嗣祖父蠡源公，从先人那里传承了二三千册书籍。经过多年积累，传承给顾炎武时已有五六千册。四十五岁时，顾炎武离开家乡北上，大量的书无法随身带。江南很多朋友作〖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帮助他一路寻找心仪的善本。找到一册好书，他通宵达旦地读。能收藏的就收藏，不能收藏的就抄写。靠一马一驴驮起行囊，颠沛流离，只能在停留时间较长的地方，存放自己的书籍。不少跟随多年的书无奈地散失了。然而，上千册珍爱的书他始终藏在身边。

〖邸报〗，是明代官方的公报。嗣祖父蠡源公十分喜欢这份文献资料，阅读〖邸报〗时，他喜欢用小楷认认真真地抄录下来，并且编成小册子，以备查考。十多年间，所摘录整理的资料，竟装订成厚厚的二十五本。蠡源公觉得，著书还不如抄书。抄书的时候，可以不断吸取前人的学术成果，当知识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不仅自己抄书，也让年幼的顾炎武学着抄书。他说：今人的学问不如古人深厚。你看班固改〖史记〗，必然不如〖史记〗，宋景文改〖旧唐书〗，必然不如〖旧唐书〗，朱子改〖通鉴〗，必然不如〖通鉴〗。当今，著书立说的人几乎布满天下，就可能把前人的书盗窃来作为自己的著作。所以我觉得，得到明人的书一百卷，还不如得到宋人的书一卷。

这些话，顾炎武都记住了。成年后，他也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抄书确实有很多的好处。离开家乡北上，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很多地方，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一边考察，一边读书，有了心得就记下来，若发现有误，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日积月累再加上调查访问得到的史料，终于编成一本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名曰〖日知录〗。

〖日知录〗共有一千余条，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内容涉及经义、政事、经济、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史法、兵事、天象、术数、地理等方面，上下古今，无不论及。这本博览群书，编撰而成的著作，可以说大多是抄来的。然而，每一段文字都显现出编撰者独到的目光，独具的匠心。 

顾炎武"读万卷书"考辨

关于亭林先生"读万卷书"之说，当从文献计量与治学方法两个维度予以考察。明代书籍计量，一卷约合万字，万卷即亿字之数。然考诸《日知录》自序"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之语，可知其治学实为"采铜于山"之法，非徒事誊录。

明代书籍形制，线装册页已取代卷轴，然仍沿古称。以《永乐大典》为例，每册约五十叶，计三万言。顾氏所谓"万卷"，实指其毕生所阅典籍之宏富。其《钞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可见涉猎之广。

至于《日知录》"抄录"之说，实未明著述体例。清代考据之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亭林采辑群书而熔铸新义，如《四库提要》所评"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正见其"采铜"之功。其《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现存三十四册，眉批夹注满纸，足证非简单誊抄。

要之，顾氏"万卷"之谓，既含实际阅读量，更寓含"以考据明义理"的治学精神。章学诚谓"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亭林恰兼二者之长。读书之量固可计量，而学问之境，岂能以卷帙计哉？

（计498字）

论顾炎武"抄书"之真义——兼驳"《日知录》乃抄撮而成"说

近闻坊间有论者谓亭林先生《日知录》乃"抄"书而成，此说实未明古人治学之真谛。顾炎武"读万卷书"之实绩，非今人所能轻议。考其读书之法，实承嗣祖父蠡源公"著书不如抄书"之训，此中蕴含中国学术传统之精义，绝非今人所谓"抄袭"可同日而语。

蠡源公令幼年顾炎武抄录《邸报》之法，实为传统学术训练之正途。古人所谓"抄书"，乃是一种精读方式，非徒手录而已。班固改《史记》、宋祁改《旧唐书》，皆在充分消化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顾炎武承此家学，其抄录过程实为"咀嚼英华"的学问积累。《日知录》中每一条目，皆经其"采铜于山"的提炼过程，绝非简单辑录。如卷十九论"郡县"条，熔铸《汉书》、《通典》等数十种文献而自成体系，此岂"抄书"二字可尽？

顾氏"读万卷书"之实，更见其治学规模。以一册线装书约五千字计，万卷当合五千万言。其北上考察时，"以一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险要，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这种将文献考索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使《日知录》呈现出"引证浩博而考据精确"的特质。如考"社"字源流，贯通《左传》、《周礼》等十二种典籍，复证以金石碑刻，此种学问功夫，岂是寻常抄撮可比？

今人每以现代学术规范苛责古人，实未解传统学术演进之理。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古人著述之道，不啻积薪"，正谓学术乃层累而成。顾炎武《日知录》之价值，正在于将前人散见之精华"熔铸新意"。其自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绝非虚言。观其改订《日知录》手稿，涂抹添补处甚多，可见其"采铜"非止于采矿，更重在冶炼之功。

亭林先生尝言："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此语道出其"抄书"真义——表面是文字辑录，实质是知识重构。今人若只见《日知录》引书之繁，不见其思想体系之精，犹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也。学术传承如长江大河，后浪必借前浪之势，顾炎武之伟大，正在善用前人资源而开新境。所谓"抄书"之说，实未达一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