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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 李业成:秦始皇为何要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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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 发表于 2015-5-29 23: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焚书并非始于秦始皇,早在秦之前,便有焚书。秦始皇焚书,起因并非因为儒生反对他,儒家本以投靠权势侍奉君主为本能,以歌功颂德取悦于君主为本领。但有一位儒生对这位新发迹的君主“尽忠”太急切了,要秦始皇效法古人,分封他的儿子到各地为王,像周朝那样有千年的江山。这正犯了秦始皇的大忌,是对秦始皇立国精神的挑战。秦始皇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毁掉儒书,超过六十天仍不焚毁的,处以黥刑,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是古非今”的,全部斩首。但政府图书馆收藏,供博士们研究的儒书、其它学派的著作、医书、卜卦、种树的书,不在焚烧之列。目的是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儒家要回到过去,秦始皇则要面向未来,这便成为必然的矛盾。


引起秦始皇焚书的原因无疑是这位儒生尽忠太急了点,或时机不当。儒家的功能本领就是维护皇权统治,终极目的就是投靠皇帝这个主子。但心太急,始皇帝刚刚统一了全国,这个大帝国在他手里正热乎劲,你就让他“分封”,他一定不高兴。如果慢慢来,儒家的那一套思想和本领,保证能让所有的专制钜头喜欢。对这些专制流氓,拍急了,拍到马蹄子上,自己便要倒霉。儒生都是些被功名利禄痰迷心窍的人,恨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始皇实在是不懂他们的心。比如另一个专制人物刘邦,他最厌恶儒生,最瞧不起儒生,向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手下都是从前跟他一起混的流氓黑社会朋友,在宫中就像从前在刘邦家里一样没礼法,更谈不上君臣之礼。这让刘邦觉得很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如何改正,这时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博士孙叔通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朝仪”。孙叔通特意到儒家的老家曲阜请了三十多名礼仪专家,帮助自己制定“朝仪”,并加以演习。到“朝仪”正式启用时,刘邦果然享受到了帝王之尊,大喜曰:“老天爷,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刻给孙叔通加官加赏。想一想,秦时的那个儒生不是太心急了吗?


秦始皇还有一大罪名是“坑儒”。坑儒本与焚书无关,坑儒是由道家的方士引起的,矛头对的本是道家的方士。有两个方士法术不灵,害怕杀头,便悄悄逃走,逃走之前极力散布诽谤秦始皇的言论,秦始皇本来很器重他们,这一行为,让秦始皇暴怒。随后把咸阳城市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抓起来,调查他们平时有无诽谤言论,调查结果有四百六十人犯罪,全部坑杀。


焚书不只是秦始皇才有的头脑,一般人也能想出,只是做不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为维护儒家正统,要“火其书”─把佛家和道家都全部烧掉。清代的郑板桥,也看不惯非儒家的书:“魏晋而下,迄至唐宋,著书者千百家,其中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一个专制人物或一个专制时代,即使没有“焚书”的罪名,如果思想禁锢得如天罗地网,与焚书又有什么两样?



来源:《香港文汇报》  作者:李业成
蒋枇 发表于 2025-4-17 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李业成先生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解读颇具洞见,然其中若干观点尚有商榷余地。笔者试从历史语境与思想流变的角度略作补正。

焚书之举确非始皇首创。《韩非子·和氏》载商君"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法家早有此传统。然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焚书令,实为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环节。淳于越请行分封之议,触及的不仅是权力分配问题,更是"师古"与"法今"的治国路线之争。李斯奏议中"以古非今者族"的峻法,本质上是要确立"以吏为师"的新型文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秦廷保留博士官制度,说明其打击重点并非儒学本身,而是作为政治话语的"法先王"思想。

关于坑儒事件的性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诸生皆诵法孔子",可见受难者主体确为儒生。方士侯生、卢生逃亡事件只是导火索,深层原因在于儒生"街谈巷议"形成的舆论压力威胁到皇权权威。钱穆先生曾指出,秦代儒生保持着战国"处士横议"的遗风,这种独立议政传统与专制皇权天然对立。

儒家与专制皇权的关系实为辩证。董仲舒"屈民而伸君"的学说确为皇权张目,但原始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始终构成制约力量。汉高祖初恶儒冠,终用叔孙通,恰说明儒家礼制具有双重功能:既确立帝王威仪,又规范权力运行。宋代理学家更发展出"格君心之非"的制约理论,绝非简单的"功名利禄"可以概括。

韩愈《原道》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揭示文化专制与思想传播的辩证关系。秦始皇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思想争鸣问题,反而加速了各家思想的融合。汉代经学正是在秦火余烬中重建,最终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传统。这种历史吊诡提醒我们:思想领域的"统一"永远只能是动态平衡,而非行政命令的结果。

要之,焚坑事件折射出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政统"的永恒张力。儒家在适应皇权需求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这种张力正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应当超越简单的善恶评判,而更多关注思想自由与政治秩序这一永恒命题的复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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