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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錢穆提出的許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當時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對當時疑古思潮的回應。他反對學術界疑古過頭的學風,其治史主張實際上是力圖糾正當時學術界一味疑古之弊。誠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說的那樣,『每讀報章雜誌,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學,亦追隨時風,而求加以明證實據,乃不免向時賢稍有諫諍,於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註:【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361―362頁。)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錢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固然是對當時疑古思潮的回應,然而在回應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了某種信古的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錢穆劃歸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於簡單。這不僅因為錢氏本人曾公開明確地表示過反對復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張考古,考而後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對考古派史家王國維的古史新證理論和考古成就極為欽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的結論來論證上古歷史之可信。他說:『虞夏出顓頊,殷商出帝嚳,本屬東西兩系統,此後中國漸趨統一,乃謂雙方皆出黃帝。……今殷商出帝嚳之說,既有甲骨卜辭為之證明,則【夏本紀】謂夏人出自顓頊,司馬遷亦應有其根據,不得因吾儕未發現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註:【國史大綱】上冊,第6頁。)而且,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的基礎上,沿着王氏的考證之路以【紀年】訂【史記】之誤據之以考訂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戰國史實的。據此我們認為,錢穆早年治史既不同於疑古過頭、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別於迷戀往古、以古為尚的信古派,他與考古派史家王國維等人的治史觀更有接近處。誠然,錢穆與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同樣具有疑辨精神,主張疑與信皆需考,但他卻公開聲明『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註:【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67 頁。)可見,把20―30年代以考據名家的錢穆歸為王國維一類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為恰當。所不同的是,王國維取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相證來研究古史,故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轉時代之風氣,其成就也就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錢穆雖然也贊同以地下新材料與古文獻相證來研究古史,但是他卻過分重視了文獻記載乃至古史傳說,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視了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對於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說:『中國古史傳說,雖也不免有些神話成分之攙雜,但到底是極少的。我們現在敘述中國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發掘的實物來作根據。』(註:【中國文化史導論】第20頁。)所以就錢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從文獻考證文獻的傳統路子,這勢必會限制他考證古史的成就。這不能不說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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