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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61―362页。)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注:《国史大纲》上册,第6页。)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7 页。)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注:《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页。)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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