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尧帝的仁慈彰显，百姓就讲道义

【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罹』是遭遇，『不遂』，是不能顺利达成，不能如愿。尧帝对天下百姓都心存关怀，尤其对穷苦人民更加关爱，心痛百姓遭受罪罚，担忧众人不能顺心如意。只要有一人挨饿，就说这是我使他感到饥饿；有一人受冻，就说这是我使他感到寒冷；有一人犯罪，就说这是我造成他的犯罪。尧帝的仁慈彰显，百姓就讲道义，尧帝恩德广博，百姓就得到感化。

所以不需要奖赏，人民就能互相规劝，不需要刑罚，人民就能安分守己。先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这是尧帝治理天下的方法。

『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百姓犯了错误，是因为没有人教，或者是教错了，没有把正确的表演出来，大家也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先要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如果因为没有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使得百姓做错事，当百姓做错事就给予刑罚的处罚，这是虐政。〖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没有事先教导百姓伦理道德因果，百姓不知道正确的做法、正确的规则，但做错事就给予刑罚的处罚，甚至把他们杀掉，这是虐政。所以要先宽恕体谅。

特别是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已经三、四代没有人教了，人们不知道正确的究竟是什么。所以要宽恕体谅。人们做错是正常现象，如果人们做得都对，社会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

但是宽恕之后还是要教育百姓，否则百姓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是尧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值得现代人效法。

《论尧道"先恕后教"的治理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说苑》所载"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一语，实为上古圣王治国精义之枢要。此中蕴含的治理智慧，非仅止于政治策略层面，更体现着中华文明"以德化民"的根本精神。试析其要义，可得三昧：

一、恕道之本体在于"与物同体"的圣王心境
尧帝"有一民饥则曰我饥之，有一民寒则曰我寒之"的表述，绝非简单的责任承担，实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至高境界。《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正是这种将百姓疾苦内化为己身感受的修为。宋儒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恰可诠释尧帝此种"痛万姓之罹罪"的圣王胸怀。此种境界超越一般政治伦理，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地。

二、教化之效源于"德风德草"的感通机制
"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的现象，看似神秘，实合于《周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理。郑玄注《礼记》云"教者，效也"，尧帝通过自身德行的昭示，使百姓自然起而效法。这种"无为而治"的效果，建立在"仁昭义立"的道德感召力基础上。正如《孟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圣王德化如同风过草偃，形成非强制性的教化机制。

三、现代启示：重建"恕教相济"的治理伦理
当今社会面临"不教而诛"的治理困境，恰如《论语》所警"不教而杀谓之虐"。尧道启示我们：首先当如王阳明所言"减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以恕道消解对立；继而需如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重建伦理教化体系。特别是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先恕后教"的原则更显重要——既要理解不同群体的认知局限，又要坚守"正德厚生"的教化责任。

《群书治要》此段记载，实际上构建了"内圣外王"的完整实践路径：由内在的恕道修养，发而为外在的教化施行。这种治理智慧，对于化解当代社会矛盾、重建道德秩序具有深刻启示。尧道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其把握住了"以德服人"这一永恒的政治智慧精髓。

《论尧道"先恕后教"的治理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尧舜之道，作为中华政治文明的最高典范，其"先恕而后教"的治理理念，实为一种深邃的政治智慧。这一思想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的精义：

首先，在政治伦理层面，尧道体现为"以民为本"的责任意识。《说苑》所载"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的记述，展现了上古圣王将民生疾苦内化为自我问责的执政品格。这种"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担当精神，与《尚书·汤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表述一脉相承，构成了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要义。

其次，在教化逻辑层面，"恕"与"教"构成辩证统一的治理序列。郑玄注《礼记》云"恕，谓以己度人也"，这种推己及人的理解，是实施教化的前提。正如《论语·尧曰》所言"不教而杀谓之虐"，教化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民众认知局限的基础上。汉代贾谊《新书·大政》进一步阐发："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强调教化者需体察民众的认知局限。

其三，在当代价值层面，尧道启示我们：现代治理需要构建"理解-引导"的双重机制。在价值多元的今天，更需以"恕"的态度理解不同群体的处境，继而以"教"的智慧引导社会价值重建。王阳明《传习录》云"圣人教人，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这种因材施教的理念，恰与尧道精神遥相呼应。

尧帝"德博而化广"的治理实践表明，真正的善治不在于制度的严苛，而在于执政者能否以仁心化育百姓。在传统断裂的当代社会，我们更需以历史智慧观照现实，在理解中重建教化，在宽恕中实现引导，如此方能走出"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的治理新路。

【尧道本义与当代启示】

《说苑》所载“先恕而后教”之尧道，实为中华德治思想之精髓。其核心在于“以己度人”的恕道与“化民成俗”的教化的辩证统一。尧帝“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的表述，并非简单归咎于己，而是体现统治者对民生责任的主体自觉，此种“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担当精神，实为德治的政治伦理基础。

考“恕”字本义，《说文解字》释为“仁也”，朱熹注“推己及人谓之恕”。尧道之“先恕”，非姑息纵容，而是通过“己饥己溺”的共情建立教化前提。这与《论语》“不教而杀谓之虐”形成理论呼应：未立教化而施刑罚，既失仁政之本，亦违政治正义。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先饮食而后教诲”，正是此理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恕”与“教”的次第关系。《礼记·学记》云“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然教化欲生效，须以情感认同为基。尧帝“德博而化广”的治理效果，正源于其仁心获得的民众心理认同。这种“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的状态，与《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异曲同工，实则通过德性感召实现无形治理。

对于当代社会治理，尧道具有三重启示：
其一，责任伦理先于制度约束。管理者当具“一民有罪，此我陷之也”的担当，方能建立治理权威；
其二，教化优于惩戒。现代法律体系虽需强制力保障，但更需通过道德教化培养公民自觉；
其三，共情引导优于强制服从。在教育、管理等领域，理解宽恕 precede规范教导，往往收效更宏。

当今社会道德建设，尤当借鉴“先恕后教”智慧。对道德失范现象，既需以恕道理解历史成因与社会语境，避免简单道德批判；更需系统构建教化体系，通过学校教育、文化传播等多渠道实现“仁昭而义立”的化民成俗之效。尧道启示我们：真正的善治，始于责任担当，成于教化熏陶，终于风俗自成。

（全文798字）

华韵国学知识助手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