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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六十而耳顺” 先贤对“六十而耳顺”的注疏与解读，基本上是两种倾向。 第一种解释，是说孔子在经过了不惑、知天命之两个人生阶段之后，对一切事物之理都心境明白，听到任何言论都能明其微旨，而不感到有不可理解之处，都可以坦然对之。如： 这些解读都是强调了对事物的理解问题。由于都能够理解，所以就顺了，听到什么也都不会感到突兀而不可思议。其实，在这层意义上，耳顺和不惑、知天命也都是同义重复了。既然不惑了、知天命了，还会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当然听到什么都可明其微旨而不存在思维障碍。
六十而耳顺
第二种解释，和上边的说法稍有不同。 《论语集释》“别解”载焦氏《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金良年《论语译注》注释“耳顺”：“郑玄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一说是对任何话都不介意。”金良年所谓另一种说法，对任何话都不介意，大概就是焦氏“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即是“舍己从人”吧。 这一种解释，更多地是强调了孔子对待逆耳之言的态度，不与人争，听到什么都能够容忍。这与第一种解释有一定相关度。所以，能够容忍，也是基于其理解，知道逆耳之言“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还和他计较什么呢？这也可能与人到老年与世无争、看淡一切的处事态度有关。从这一点上说，孔子之“六十而耳顺”，倒是有不少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孔子做到了吗？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斥责弟子冉求的话，是孔子六十多岁的事情，证明孔子并非真的有了“耳顺”之修养。《论语·先进》篇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孔门弟子冉求做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季孙氏欲以“用田赋”，改革赋税制度，使冉求访于孔子。此事前文已经谈过。孔子并不能理解赋税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极力反对。但是，季孙氏没有听取孔子的劝告，而实行了新的高税率的田赋政策。按照何新所著《孔子年谱》，此事系于鲁哀公十二年（耶元前483年），孔子69岁。按照何新的说法，冉求是以军赋问孔子，而孔子则认为是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所以，怒不可遏，向众弟子发出讨伐冉求的命令，并声言要把冉求逐出师门。这一案例似可证明，在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孔子，既没有通晓事物之理，达到“闻其言而知其微旨”的境界，也没有修养到遇事淡定坦然而不动怒，一切事都不介意的“舍己从人”，其“耳顺”之说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再来看一个孔子对其不欣赏之人的难以容忍、甚至有点刻薄的例子，也可以看做是“耳顺”之反证。在孔子之前有个臧文仲，是鲁国的一个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享有盛誉。臧文仲世袭鲁国司寇，历经庄公、闵公、僖公、文公，以礼护国，且思想开明，又有军事、外交之才能，在鲁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国语》中载：
此事也见于《左传》： 叔孙豹对臧文仲评价很高，赞其是立言于后世的死而不朽之人。臧文仲能获得如此评价，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应该算是彪炳于史册的人物了。而孔子则对其做了极其负面的评价，甚至有点要骂人的味道。 对同一个人，孔子的评价和晋大夫叔孙豹的评价相比，为什么如此悖逆呢？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不仅是显得过于刻薄，恐怕也有点不明事理吧？这完全不是一个“耳顺”者的形象。 我们先来看孔子为什么说臧文仲是“窃位者”，臧文仲何以窃位，窃了谁的位。按照《左传·文公二年》的杜预注：“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使在下位。”这就是臧文仲窃位了吗？孔子认为柳下惠是贤人，其位不应该在臧文仲之下；而柳下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由臧文仲来决定的吗？臧文仲只是个司寇呀，举荐任用柳下惠怕不是他的职任吧？其实，从文献看，臧文仲和柳下惠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根据《国语·鲁语上》的记载，齐孝公来伐鲁，臧文仲欲以病辞告，但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向柳下惠请教。 臧文仲任司寇，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听到柳下惠的批评，还能以很认真的态度认错改正。还是《国语》中的记载，一次，有海鸟曰“爰居”来到东门外，三日不去，臧文仲使国人对爰居举行祭祀大礼。这于礼有所违背。柳下惠说：“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臧文仲祭祀海鸟，有违国典。听到柳下惠的批评之后，臧文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曰：“信吾过也，季之之言不可不法也。”并把柳下惠的话记入典册。臧文仲不仅是闻过即改，还对柳下惠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只是因为柳下惠没有那个居于孔子认为应有的位置，就能判定是臧文仲“窃位”吗？孔子此事之刻薄，可见一斑。 再来看孔子关于“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的非议。“蔡”是国君之守龟，臧文仲作为大夫，居然也有守龟，这是僭越。山节藻棁，是梁上短柱的纹饰，是天子庙饰，而臧文仲居然也僭越而奢侈。这成了孔子说臧文仲非“智”的证据。这已经是春秋中晚期的事情，孔子还拿僭越说事，就像他控诉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一样，颇有点迂腐可笑。这既反映了孔子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必然性的不能理解，也成为其评论人事缺乏平和态度的非“耳顺”之证据。 最后，孔子评价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他的迂腐和不够宽容。“妾织蒲”是孔子指证臧文仲不仁的证据之一，而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臧文仲的妻妾亲自参与编织蒲席，经营商业活动，孔子视之为与民争利，是其不仁；“祀爰居”，即前边所说的祭祀海鸟，臧文仲当初已经对柳下惠的批评表示认错，作为后来人孔子还拿来说事。孔子听到臧文仲的这些事非但不能理解，还大张挞伐，能够说明他已经达到了“耳顺”之修养境界吗？ 何新的《孔子年谱》，是把这些事情都系于孔子69岁条目之下，早已过了60岁的年龄，看来做到耳顺并非易事。 《论语》中，我们还看到孔子对待一名长者的态度：“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是孔子的故交，也是一位长者。孔子骂他，小时候就不懂礼貌，长大了无所作为，现在老了也是个老不死的无用之人，真是个祸害！无论怎样，原壤也是个人，其人格也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因为你不赞成人家的人生道路，就如此地对之鄙视，侮辱。不能容忍别人的人，还能听进去不同的声音吗？还会“耳顺”吗？从孔子与原壤是故交的情况看，当孔子骂出“老而不死”的言辞时，孔子怕也是一个老者的年龄吧？ 种种迹象表明，60岁时的孔子，也并不具有“耳顺”之修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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