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遺規】選校·王陽明文鈔（上）

【五種遺規】王陽明文鈔選校-陳宏謀按

【五種遺規】王陽明文鈔選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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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遺規】王陽明文鈔選校4

陳宏謀，字汝咨，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進士，諡號文恭。早年治北宋五子之學，少有用世之志，自題座右銘：『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爲之事。』陳宏謀從政履歷極爲豐富，在中央翰林院、吏部、都察院等機構任職，在地方做過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並歷任甘肅、江西、陝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蘇等省巡撫和陝甘、兩廣、兩江、湖廣等地總督，後進京歷任歷任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東閣大學士等職。陳宏謀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堪稱乾隆朝模範『救火隊員』。

每一次任職不論時間長短，陳宏謀都立足於人心風俗，規模宏遠，爲地方立久遠之計，曾言：『是非度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只要有利於爲地方、百姓興利除弊，即便面臨乾隆帝的吹毛求疵也不畏強御、堅守初心，堪稱清代官場的一股清流。陳宏謀被認爲乾隆朝經世派官員的代表，其奏疏文檄在清代廣爲傳頌，他也是賀長齡、魏源等主編【皇朝經世文編】入選作品第二多的作者（僅次於顧炎武）。

陳宏謀所編的【五種遺規】，分爲【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系摘錄前代學者、官員論述並加以點評而成。根據【清史稿】評價，該書『尚名教，厚風俗，親切而詳備』。曾國藩也在家書中提到『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侄輩皆宜常常閱看』。

其中，【訓俗遺規】共四卷，裡面選擇了司馬光、朱熹、王陽明、呂坤、顧炎武、陸世儀、湯斌等大儒名臣關於教化和基層禮俗建設的理論和實踐。該書的編纂，源於陳宏謀在江南任職時的經歷，在他到任之前當地積攢了數千件案子。【管子】說：『省刑之要，在禁文巧。』陳宏謀一方面抓緊清理積案，另一方面在整理風俗人心上下工夫，總結致訟之由和弭訟之道，以便起到『人心日厚，民俗日淳，訟日少而刑日清』的效果。

本著『蒙以養正、共學共進』目的，『經綸』力求原汁原味，原則上不做註解和闡發。不代表編者完全贊同裡面所有內容，觀者想必也能擇善而從焉，並擇善而固執之。

【五種遺規】與陳文恭公之經世精神

陳宏謀（1696-1771）字汝諮，諡文恭，乃清代經世儒學之典範。其【五種遺規】輯錄歷代治家訓蒙之要，分【養正】【教女】【訓俗】【從政】【在官法戒】五編，體系縝密，尤重蒙養教化與吏治實踐之結合，實爲乾嘉經世學派之先聲。

觀【養正遺規】所錄王陽明【訓蒙教約】，可見文恭公取法心學之精髓。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其教約強調「歌詩習禮」以調理性情，正與文恭「必爲世人不能爲之事」之志相通。文恭於序言中特申「天下無不可教之人」，顯系承陽明「滿街皆是聖人」之旨，而更重蒙養階段之踐履工夫。

至若【教女遺規】采藍鼎元【女學】等篇，雖不免時代局限，然其以「正內助而端本源」爲念，實爲傳統社會女性教育之系統總結。文恭於凡例中直言「閨門爲王化所基」，足見其將家庭倫理納入經世體系之深心。

文恭歷仕十二行省，每以【從政遺規】中呂坤【明職】自勉。其奏疏嘗云：「立法非難，任人爲難」，正是陽明「事上磨練」精神之延伸。乾隆朝吏治趨苛，而文恭能持「是非度之於己」之操守，以遺規教化補律令之不足，誠如【訓俗遺規】序所謂「以古人之法，醫今人之病」。

【五種遺規】之價值，非僅文獻彙編，實爲文恭融合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於經世實踐之結晶。晚清經世文編屢屢採擷，足證其「立久遠之計」之卓識。今人閱此編，當於其因時制宜處得啟發，而非以陳跡視之。

（全文498字）

【五種遺規】與王陽明治世之學的現代啟示

陳宏謀先生所輯【五種遺規】，實爲清代經世致用之學的典範。其中【訓俗遺規】選錄王陽明文鈔，尤見編者獨到眼光。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其教化理論於基層社會治理最具實踐價值。

考陽明【南贛鄉約】，其制雖簡，然含深意。約中"彰善糾過"之法，非徒爲道德勸誡，實乃以社群共治實現"知行合一"的政治實踐。陳宏謀擇此入編，正是看中其"移風易俗，莫善於禮"的治理智慧。陽明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此與【管子】"禁文巧"之說異曲同工，皆指人心爲治亂之本。

陳氏編纂之法尤值稱道。其"蒙以養正"的編輯原則，暗合孔子"述而不作"之旨。全書以原始文獻爲主體，輔以精要評點，既存古賢本真，又啟讀者自得。這種"共學共進"的開放態度，較之宋明儒者強立門戶的習氣，更顯清代實學之特色。曾國藩以家書推崇此書，正是看重其"親切詳備"的實踐品格。

今觀【訓俗遺規】所錄陽明治贛文獻，其基層治理智慧有三重啟示：其一，教化當以激發主體自覺爲要，非徒恃法令約束；其二，禮俗建設須契入日常生活，如鄉約、社學之制；其三，爲政者當以"萬物一體之仁"貫通上下，此即陽明所謂"親民"真義。陳宏謀歷仕十二行省而能"爲地方立久遠之計"，實深得此種精神。

【五種遺規】的價值，不僅在於保存先賢文獻，更在於構建了"經世致用"的知識體系。在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陳宏謀獨能關注治道實踐，其眼光之遠大，誠如自題"必爲世人不能爲之事"。今日重讀此書，於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基層治理現代化，猶有重要借鑑意義。讀者誠宜如曾文正公所言，"擇善而固執之"，方不負先賢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