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谓杨朱墨翟无君无父是禽兽,怎样去理解孟子的那些话呢?

禽兽者何？无人文之性也。

墨家以兼爱、非攻、尚同为要旨。何谓爱？与现代汉语的爱字内涵差不多。这里面的思想和佛释差不多——众生平等，人性无差异化。

孟子拒杨朱墨翟

孟子拒杨朱墨翟

儒家讲的是什么呢？是人文伦理，是公义，是天下为公。这里面有几个要点，一是人文伦理，承认了人性有恶，故需教化，亦承认了人性之善，可以教化，所以善恶之间，取其中庸，即天下公义；二是承认了人性与禽兽的差异，人之为人，以其可以人文；三是承认人有教化与未化的差异，已化之民，乃是华人，未化之民乃是胡夷，又由华夷之辨进而演绎出王道的政治理论：尊王攘夷。

儒家认为人性不会只有善，也不能只有恶，只有三纲五常，才能引导人性走向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可以导向正义、和谐的华夏大同。

墨家没有这个辨识，和佛释一样，只提倡所谓的爱、善。爱这个意识，其实与现实生活脱离得非常严重，男女之爱，尚且足以抛家弃子，纵欲荡淫，何况对天下之人都一样的爱？那样就辱没了伦理，人有亲疏之别，才会有伦理，而这也是人类的天性。

【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由此来看，孟子对墨翟的感观，与笔者是相类的。

但是墨家的侠义，却值得肯定，这其中包含了一种『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

墨子救宋

墨子救宋

至于杨朱，不是十分了解，以其他朋友的回答来看，杨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与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异同如何，需待探究，但杨朱有一点是可取的，即正视个人的利益，这应当是人们能接受杨朱学说的原因之一？

【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孟子所批杨朱者，皆是无忠无义之辞，盖亦无大错。

知乎上相类的问题：孟子说，墨翟杨朱是禽兽。如何理解孟子说的?

以下是该问题一些回答：

@经济哲与思 ：

人来到这个世上，无非道德二字，可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古人有一部专门论述道德的书叫做【道德经】，所谓道德原本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只不过后人受儒法影响较深，轻道而重德，轻探索而重教化，道德渐渐变成了圣人的教条和人的行为准则，成了一个词。

而道德在【道德经】是两个词，道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德是人们对万事万物法则的体悟和遵循，先有道而后有德，道是永恒的，而德是不断变化的。

人们的道德感不是内心自发产生的，就像一个孩子，是没有道德和善恶观念的，只会有对世间所遇之物的好坏美丑的区分和喜怒哀乐之情感，道德恰恰源于这好坏美丑之区分和喜怒哀乐之情感。

人们生活在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旦受外界事物变动的刺激，产生了各种情感的冲动，便会去探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好坏美丑的感受和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这便是道的起源，而在人们探索出了背后的因果关系之后，为了获取好的情感状态，必然要去遵循这些规则，这便是德，所谓德同时也即得，即顺应了道的规则，体会到了好的情感状态，产生了得到某种事物的感受，有了得失成败的分别。

既然道是永恒的，为什么【道德经】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人们能够讲出来的道，人们能够命名的事物都是不可久远的，不断变化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道虽永恒，但是人们对道的认识却无法克服自身认知能力和时空的局限性，无法直接和全面地认识到那个永恒的道，只能通过千变万化的事物，认识到某个时空之下的一个片面的道，时空变了，人们对道的主观认识也变了，当然德也就需要不断的调整。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圣人君子和小人之分呢，并不是儒家和法家所谓的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之说，因为人本没有善恶之分，性善论和性恶论是伪命题，只不过圣人看得更深更远，知道万事万物的因果规律，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小人只看眼前，不知道背后的因果规律，做起事来肆无忌惮，自然也会给自身和社会带来恶果，被人们视为小人。

人有认知能力的差别，所以向认识更深更远的圣人学习便是获取道德的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又是两面的，既有便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因为圣人对道的认识也不是全面的，只是一个时空之下的一个片面的认识，一旦视为必须遵循的规范，就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圣人也会有所纠结，如果不把自己的远见之明告诉世人，世人要走很多弯路，为不理性的行为吃很多苦头，一旦告诉了世人，世人又会把其言论当成教条，失去了自我认知的能力。所以道家主张圣人行『不言之教』。

我们再来看看儒家的道德，当然儒家本来也不主张教条化，特别是孔子为了防止儒家理念的教条化，而著述甚少，除了删诗书，注经典，便只留下一部后人编的【论语】，就这样还是被教条化了。当然儒家道德和道家道德的区分并不在于有没有被教条化上，而是儒家道德所赖以建立的根本认知存在缺陷，道家的道来源于对万事万物的反应和探寻，儒家的道来源人内在的『仁』，是一个很主观的存在，缺少了对人之外万事万物变化规律的探寻，既容易主观化，还容易教条化。特别是孔子死后，没有科学认知作为支撑的儒家分化成了性善论和性恶论两大派系，主张性善论的孟子一派走向了基于善的主观认识的彻底教条化，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一派走向了靠强权来压制人性并维护道德教条的法家，都远远偏离了基于世间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之上的所谓德。

孟子斥杨朱、墨翟"无君无父，是禽兽"之论，实为儒家伦理体系对异质思想的批判性回应。此"禽兽"之喻非生物学概念，乃指丧失人伦纲纪之存在状态。儒家视人禽之辨在于"人能群"（《荀子·王制》），即通过礼义构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

墨家"兼爱"说消解了亲疏等差，在儒家看来实乃瓦解社会根基。孟子强调"爱有差等"（《孟子·滕文公上》），认为对父母之爱当厚于路人，此乃人性之自然流露。若强求平等之爱，犹"举一而废百"（《孟子·尽心上》），终将导致伦理体系崩溃。儒家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正是通过差异化的责任义务，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

杨朱"为我"之说否定社会责任，墨翟"兼爱"主张消弭血缘差异，二者分别从个体与群体层面解构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递进式伦理。孟子指其为"禽兽"，实谓其说使人退回到前文明状态。儒家"中庸"之道正在于平衡个体与群体、情感与理性，既承认"食色性也"的自然属性，更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的道德自觉。

此论背后实为两种文明观的冲突：墨家追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主义，儒家则持"因人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的改良主义。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因其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知，更契合传统农业社会的治理需求。

《孟子“禽兽”之辨发微：兼论杨墨之失与儒家人文精神》

孟子斥杨朱、墨翟为"无君无父，是禽兽"（《滕文公下》），此语须置于先秦思想语境中作三重解讀：

一、禽兽之喻的本体论内涵
"禽兽"在儒家话语体系中非生物学概念，而是指"无人文之性"的存在状态。《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孟子以"人禽之辨"为思想基底，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此"几希"正在于能建构伦理秩序。杨朱"为我"消解君臣之义，墨翟"兼爱"混同亲疏之别，在孟子看来皆是对人伦底线的瓦解，故以"禽兽"喻其学说之危害性。

二、墨家兼爱的理论困境
墨家"视人之父若其父"的兼爱思想，确与佛教"众生平等"有相通处。然儒家认为"爱有差等"乃天道之常，《中庸》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郭店楚简《六德》更明言"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孟子批评墨家"无父"，实指其漠视了"孝悌"这一人性根基。观《墨子·兼爱》主张"爱人若爱其身"，却未解决"父溺则谁先救"的实践悖论，此即儒家强调"差等之爱"的现实智慧。

三、杨朱学说的政治伦理缺失
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尽心上》），在战国礼崩乐坏背景下确有瓦解共同体之虞。儒家"天下为公"思想强调"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而杨朱学说将个体存在绝对化，既否定"君臣有义"的公共责任，亦消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联结。孟子谓其"无君"，实忧其导致"率兽食人"（《滕文公下》）的秩序崩溃。

四、儒家的中道智慧
儒家并非简单否定杨墨，而是通过批判建立其中道体系：
1. 人性论上，既反对墨家性善一元论，亦不取杨朱的自然人性论，主张"性犹湍水"（《告子上》）的可塑性
2. 伦理观上，以"五伦"调和亲疏，以"推恩"平衡群己
3. 政治哲学上，用"王道"统摄个体与群体，此即"仁政"精义

结语
孟子之激辞，当视为对思想异端的"攻乎异端"（《论语·为政》）。钱穆先生曾言："战国批评，皆有所为而发。"今日重审此辩，当超越字面詈骂，见其守护人伦底线的深刻用心。杨墨之失在于将部分真理绝对化，而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恰可为现代个体主义泛滥与抽象普世价值之争提供镜鉴。

（全文798字）

孟子斥杨朱、墨翟为“无君无父”之“禽兽”一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其文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语虽峻厉，然非情绪之宣泄，实为儒家于伦理立场上一严肃之哲学批判。今试以三端析之。

一、“禽兽”之喻，非指生物性之存在，乃喻人文性之缺失。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此“几希”之异，即人所独有之道德心性与伦理自觉。儒家以为，人伦秩序（父子、君臣等）乃人区别于禽兽之根本标志。杨朱“为我”，极端利己，消解个体对群体之责任，是为“无君”；墨家“兼爱”，主张爱无差等，漠视亲疏之别，是为“无父”。二者皆从根本上动摇人伦基石，故孟子以“禽兽”喻其说之非人伦性。

二、孟子之批判，根于其性善论与伦理差等观。儒家言“仁爱”，非无差别之泛爱，乃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之推恩。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有其自然之次第。墨家“兼爱”欲破除亲疏之别，儒家视其为对人性自然情感之悖逆，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践行且易导致伦理虚化。至若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则完全否定个体对他人与社会之义务，与儒家“成己成物”“天下为公”之精神根本相违。

三、孟子之言，须置于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背景中理解。其时百家争鸣，杨墨之言盈天下，儒家视其说为“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滕文公下》）。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其言辞之激，实出于卫道之急切，意在凸显儒家伦理之于文明存续之重要性。其所抨击者，主要为学说之极端流弊，而非全盘否定二人其人或其学之一切。如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之侠义精神，实与儒家“舍生取义”有相通之处，然其“兼爱”之理论根基，则为儒家所不容。

要之，孟子谓杨墨为“禽兽”，乃一高度象征性之哲学批评，旨在强调：无差等之爱足以瓦解社会伦理，极端之我则否定社会责任，二者皆可能导致人文价值之坍塌。此并非对杨朱、墨翟之人身攻击，而是对其学说可能引发之伦理后果的深刻忧虑。读古人书，当知其言说之时代语境与问题意识，方能得其深意而不惑于表面之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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