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之睨(图)

    最早知道袁宏道(中郎)，是读了《古文观止》中他写的那篇《徐文长传》，此文妙哉！徐渭之名今日如雷贯耳，中郎先生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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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文人中，如大名鼎鼎的徐文长、唐伯虎、吴承恩、冯梦龙都在科举中遭受挫折而郁郁不得其志。但袁中郎却少年得志，4岁能作对联，10岁当秀才，21岁做了举人，25岁考中进士。他27岁出任江苏吴县知县，到鱼米之乡当了父母官，可谓春风得意。可惜不到两年，先前踌躇满志的袁中郎便连声叫苦：“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官不去，病必不痊。”袁先假称祖母年迈无人奉养，又自诬身患绝症，活不下去了。他一连写了7份辞职报告《去吴七牍》，在朝廷还未同意下，中郎先生先扔下乌纱帽扬长离去。

; A1 m+ @* f9 \. o+ w" _5 C    袁中郎何以七辞县令，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袁本性情中人。他原以为当县令便可吟弄风月，与诗酒为伴，漫步于山水之间。但现实呢，一县之令，必要处置各种繁琐公务，以至民生疾苦而引发的矛盾。袁中郎不是干不好，而是不想干，他喜好的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再加上官场倾轧，同僚意见相左，让袁大为感叹：“吴中犹阱也。”

# \. m* s" W& ~, B$ M    二是袁中郎沾染上明代才子睨视天下万物之习，所谓“睨”者，对身旁之人事，皆斜视也，自恃才高，目中无人。他当县令后，便口无遮拦，得罪了当地两位文学前辈王百谷与张幼于，由于袁中郎胸无城府、随心所欲与出言不加检点，很快在吴县官场与文学圈内搞得口碑很差。他的顶头上司苏州推官朱一龙本是其好友，也成了袁的发泄对象。因此，袁中郎自知在吴县呆不下去，选择了退隐与浪游的道路。

' _4 s7 r+ u7 w8 W0 D% y/ g    平心而论，中国不少文人的性格都不适宜为官，写文章可以天马行空，议论风发，但处事却缺乏应有的耐心与圆滑，更无法忍受公务与杂事的繁琐。“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曹雪芹落魄后的精辟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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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P  `, {# \* L) Y! J; T    其实，袁中郎恃才傲物是有资本的。他辞官后的十余年中(其间也当过国子监助教等职)，他在《答林下先生》中说：人生有五大快活，又说自己好“妻山侣石”、“放情极意”，在字里行间蕴含惊世骇俗之言，令人拍案叫绝。他先后游览过杭州、绍兴、北京、华山、嵩山等地，他写的《兰亭记》《虎丘》《荷花荡》《天池》《晚游六桥侍月记》《游飞来峰至北高峰记》皆语言清新而精致，尤其《六陵》一篇，全文仅163字，读来饶有趣味。袁中郎的文章写得鲜活而极具个性，他的小品文更显示了晚明文学的独特风格，不愧为“公安派”首领的风范。袁中郎被今人列入“古代十大散文家”之一，窃以为，中郎与欧、苏、韩、柳齐肩稍逊风骚，但列晚明文人之首，恐非虚言。

    袁中郎创立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颇大。“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也引起不少附和者。但袁的个人际遇却很不幸。与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高攀龙活了64岁(含冤自杀)，汤显祖活了66岁，赵南星活了77岁，陈继儒活了81岁，袁中郎尊敬的前辈徐文长也在困顿中活到72岁，袁的老师李贽在狱中也活至75岁，但袁中郎却在42岁英年早逝。他死后两天，袁的第二个儿子出生。袁中郎死于病，但他睨视天下、目中无人的性格，恐怕也是他早逝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