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治《易》《书》《礼》《孟》《史》《管》之遗文，参以历代注疏，可见华夏经济伦理之根本，不在逐利之末，而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之经权大用。夫“富”非货殖之谓，乃民庶充盈之境；“厚”非纵欲之谓，乃民生遂养之真。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制民之产，息民之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财不滞于上而藏于下，利不偏于一而和于义。《大学》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此其中枢。管子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实先恤民之政。故曰：财者，天地之化，阴阳之理，圣人取而通之，非私之也。义利之辨，非义与利相斥，乃利以义制，义以利施也。下文分章陈说，以明修齐治平中经济之精义。
关键词：富民、厚生、义利之辨、食货、制民之产、藏富于民、轻重之衡、《大学》、管子、儒家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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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经济”本义：经邦济世，非止货财

第一节　“经济”二字之字义诀要

今人言“经济”，多指国民经济之运行，实为近代倭寇译名辗转之借用，其古义本不然。华夏经典中，“经济”二字见于《晋书·殷浩传》等，有“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之语，其义为“经世济民”“经理天下，救济苍生”。析其字义：“经”者，《说文》曰“织也”，从丝从𢀖；段玉裁注曰“织之从线”，引申为治丝不紊、经纬南北，故凡理治、分剖、常道者皆曰经；“济”者，《尔雅·释言》曰“渡也”，《尚书·说命》有“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之喻，故济者，渡水以达彼岸之意，引申为成事、救助。二字连用，即是“经理天下、救济斯民”之学。

故华夏之“经济学”非西人之“economics”可囊括，其广则天道、地理、人事兼赅，其细则耕织、商贾、泉货、赋税并摄；其要在使人得所养，使得所安，使国得所治，使天下得所平。

第二节　富、厚二义之经据

“富”“厚”二字，屡见经传，《礼记·礼运》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其述小康，则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天下为公”为大同，以礼义纲纪、货力为己为小康。足见大同虽不以货财为的，而小康之世终不可废货财之制。故儒者未言废利，所言者如何为之节制安排，使合乎道。

“富”之字源，《说文》曰“备也”。一曰厚也。从宀畐声。“宀”者，屋宇之家；“畐”者，满也，器满之形。故富之本义为家室满备、所蓄充牣之状。郑玄注《大学》曰：“财者，人之所欲也。”盖人不能无欲，欲望当其节则为生养之资，悖其度则为争夺之莠。

“厚”者，《说文》曰“山陵之厚也”。引义为敦厚、重厚、丰厚、温厚。《周易·坤卦·彖传》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厚之德，在于能载，能容，众生之资皆赖大地以生。然厚生之“厚”，《尚书·大禹谟》载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安国传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也。”此为“厚生”一辞之渊薮，明言政在养民，而以正德为先，利用、厚生次之，三者惟在和谐不悖耳。

此后历代注《尚书》者于此发明甚多。宋蔡沈《书经集传》曰：“六府，则水火金木土谷之府也。三事，则正德、利用、厚生之事也。”又曰：“厚生者，使民衣食有余，不至于冻馁。”可见厚生非纵欲奢侈，而是保证民之衣食温饱，使其免于颠沛流离。

故“富民厚生”者，非“使民贪多而纵欲”，乃“使民足于衣食，毋以饥寒夭阏，父子夫妇各得相养，而庶几渐趋于礼义”之谓也。

第三节　义利之“辨”非“斥”义，乃“审”义

“义利之辨”是先秦学术之一大端。《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此言，非谓君子可以不食不衣、全然厌利，而是以“喻”立论——君子所通晓明达的是公正合宜之则，小人所嗜好趋赴的是一己私利之途。朱子注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以“宜”释“义”，最为精核。义非死板之教条，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处中的合宜之道。

《孟子·梁惠王上》开篇，梁惠王问“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是千古名辨，然细读孟子下文，不是一味反利：“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之忧，在于上下唯利是趋，交相争夺，无一让德，则家国社稷无不倾覆。所谓利者，若因无礼义之节制而演为争夺之祸，则其“利”变为大“害”。故孟子之反不是反“利”，而是反“上下交征”之无义。试观孟子答齐宣王问王政，即陈“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更引《诗经》“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为说，周详于鳏寡孤独之养；其“制民之产”之论更是十分具体，岂有全然鄙弃财货之理？因此断断不可将儒家之“义利之辨”误作“以义灭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虚谈。

第四节　华夏经济伦理之总体架构

统而论之，华夏经济伦理非“发财致富之术”，亦非“禁欲苦行之学”，而是天人整体观照下的经世之学。其大端有四：一曰敬天法祖，重农时与地力；二曰藏富于民，斥与民争利；三曰制礼明分，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四曰义以率利，通变而不失其正。四者合和，方为华夏经济伦理之全景。后世若朝廷言利、聚敛之臣横行，皆背此道，而祸水终归民众；反之，若薄税敛、务本业、通有无、施教化，则庶几“富之而教之”之隆轨。

第二章　富民为本：藏富于民，庶民惟星

第一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富国以富民为先

《尚书·五子之歌》曰：

出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之训，是华夏一切政治学说的最高公理。经济不过是邦国血脉，若血脉壅塞于上而枯竭于下，则官民皆病。《大学》传十章引秦誓之语，发明“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之义，又曰：

出处：《礼记·大学》——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十二字，实为华夏经济伦理之心髓。政府或君主若以公权将天下之财尽力搜刮聚敛于中央、于朝廷、于少数权贵之手，则民不聊生，轻者流亡，重者揭竿，民心离散，政权之基础尽丧；反之，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财货流行于民间，则百姓乐业感恩，君民之间自然凝结为一。

历代治世之君多明此理。汉初承暴秦之敝，文帝、景帝以黄老清静无为治国，“与民休息”“驰山泽之禁”“赐民田租之半”等，正是“藏富于民”之大实践。班固《汉书·食货志》曰：“文帝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后又载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用其说，令民入粟边塞以拜爵，而屡赐民田租。及景帝再行三十税一之制，遂启文景之治，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都鄙廪庾尽满。此为“富民”政治之实效验证。

第二节　《管子》“治国必先富民”之道

春秋以降，管仲相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其说的经济伦理见于《管子》。其书开篇《牧民》第一句便是：

出处：《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句，被后世奉为经济伦理之圭臬。但这不可反过来解读为“只要有钱必自动有礼”——管仲此语强调的是生存温饱是道德教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管子·治国》又直言：

出处：《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治国必先富民，不是因为“富民”是好政策而已，而是基于对民情之如实洞察——民不安居，教化无从施展；民不保产，礼义无根可附。这并非势利之言，而是圣人“因民之欲而利导之”的必然结论。

第三节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经学公案

《论语·颜渊》载：

出处：《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于国家财政匮乏之际，有若却建议鲁哀公减轻田赋，从十取其二减至十取其一。表面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是经济伦理中最为深刻的辩证智慧：加重赋敛于饥岁，民力耗尽，来年税基更加枯萎，且民心涣散，逃亡相继，最终之税收必然更少；反之于饥荒之年行彻法，减免赋税，使民得以喘息复元，民营恢复之后税源自广，最终君之“用”足矣。其中道理实与后世“薄税敛而自足”之财政学相通，而儒者为政之仁心与权变之通达俱见于此。

后世如唐代刘晏之理财，宋之王安石变法虽另有其情，但皆须审察是否“与民争利”之一念。华夏经济伦理中政府介入程度之讨论，其实质问题不在“该不该管”而在“为谁而管”和“以何道而管”。

第四节　司马迁之“善因”论：因之利道，最下争之

《史记·货殖列传》为太史公经济思想之经典，其论曰：

出处：《史记·货殖列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此四层境界最为后人所叹服。太史公极力主张政府须尊重人自然趋利之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治理经济之最高境界，不是强加干涉、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允许民间自然分工贸易，如流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其次者，利用人们自为趋利之天性而设计制度，疏导其流；再次者，以教化诱导民心；再次者，用法令强制整齐；最下者，则是政府亲自下场与民争商贸之利，既失为政之体，亦破坏了民间的经济生态。此论并非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论——太史公的底色是道家，而其思考的框架是华夏“因天道以治人事”的一贯理路，而非西方经济人假设之产物。但其对民间经济的自组织能力之高估，恰与《汉书·食货志》之“教民”路线形成互补。

第五节　“富民”非纵欲，须立“常产”与“恒心”

但儒家之富民，不是富了便不管，而是富民之后必有教化。《论语·子路》：

出处：《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由此可知儒家为政之次第：“庶之”为第一重人口增长，第二重“富之”为物质丰裕，第三重“教之”为道德兴发。孔子不把“富之”作为终点，而是必须通向“教之”，使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进而知礼义廉耻，归于人文化成之境。

第六节　小结：富民即是固本，民富则国不贫

综观富民之论：不论是《尚书》“民惟邦本”、有若“百姓足则君足”，还是管仲“治国必先富民”、太史公“最下者与之争”，皆指向一种与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主义财政完全不同的逻辑：国家之财富不在国库之金银，不在政府之掌控力，而在黎民苍生无不富足安乐；民富则赋税之源自流，民富则国家凝聚力自强，民富则礼义教化有器可承。故华夏经济伦理的第一原则即是“富民为始”。

第三章　厚生为本：制产节用，使养生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