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治【易】【書】【禮】【孟】【史】【管】之遺文，參以歷代註疏，可見華夏經濟倫理之根本，不在逐利之末，而在『富民厚生、義利兼顧』之經權大用。夫『富』非貨殖之謂，乃民庶充盈之境；『厚』非縱慾之謂，乃民生遂養之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制民之產，息民之爭，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使財不滯於上而藏於下，利不偏於一而和於義。【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此其中樞。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實先恤民之政。故曰：財者，天地之化，陰陽之理，聖人取而通之，非私之也。義利之辨，非義與利相斥，乃利以義制，義以利施也。下文分章陳說，以明修齊治平中經濟之精義。
關鍵詞：富民、厚生、義利之辨、食貨、制民之產、藏富於民、輕重之衡、【大學】、管子、儒家經濟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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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釋『經濟』本義：經邦濟世，非止貨財

第一節　『經濟』二字之字義訣要

今人言『經濟』，多指國民經濟之運行，實為近代倭寇譯名輾轉之借用，其古義本不然。華夏經典中，『經濟』二字見於【晉書·殷浩傳】等，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之語，其義為『經世濟民』『經理天下，救濟蒼生』。析其字義：『經』者，【說文】曰『織也』，從絲從巠；段玉裁注曰『織之從線』，引申為治絲不紊、經緯南北，故凡理治、分剖、常道者皆曰經；『濟』者，【爾雅·釋言】曰『渡也』，【尚書·說命】有『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之喻，故濟者，渡水以達彼岸之意，引申為成事、救助。二字連用，即是『經理天下、救濟斯民』之學。

故華夏之『經濟學』非西人之『economics』可囊括，其廣則天道、地理、人事兼賅，其細則耕織、商賈、泉貨、賦稅並攝；其要在使人得所養，使得所安，使國得所治，使天下得所平。

第二節　富、厚二義之經據

『富』『厚』二字，屢見經傳，【禮記·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及其述小康，則曰：『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以『天下為公』為大同，以禮義綱紀、貨力為己為小康。足見大同雖不以貨財為的，而小康之世終不可廢貨財之制。故儒者未言廢利，所言者如何為之節制安排，使合乎道。

『富』之字源，【說文】曰『備也』。一曰厚也。從宀畐聲。『宀』者，屋宇之家；『畐』者，滿也，器滿之形。故富之本義為家室滿備、所蓄充牣之狀。鄭玄注【大學】曰：『財者，人之所欲也。』蓋人不能無欲，欲望當其節則為生養之資，悖其度則為爭奪之莠。

『厚』者，【說文】曰『山陵之厚也』。引義為敦厚、重厚、豐厚、溫厚。【周易·坤卦·彖傳】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厚之德，在於能載，能容，眾生之資皆賴大地以生。然厚生之『厚』，【尚書·大禹謨】載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安國傳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也。』此為『厚生』一辭之淵藪，明言政在養民，而以正德為先，利用、厚生次之，三者惟在和諧不悖耳。

此後歷代注【尚書】者於此發明甚多。宋蔡沈【書經集傳】曰：『六府，則水火金木土谷之府也。三事，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也。』又曰：『厚生者，使民衣食有餘，不至於凍餒。』可見厚生非縱慾奢侈，而是保證民之衣食溫飽，使其免於顛沛流離。

故『富民厚生』者，非『使民貪多而縱慾』，乃『使民足於衣食，毋以饑寒夭閼，父子夫婦各得相養，而庶幾漸趨於禮義』之謂也。

第三節　義利之『辨』非『斥』義，乃『審』義

『義利之辨』是先秦學術之一大端。【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此言，非謂君子可以不食不衣、全然厭利，而是以『喻』立論——君子所通曉明達的是公正合宜之則，小人所嗜好趨赴的是一己私利之途。朱子注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以『宜』釋『義』，最為精核。義非死板之教條，而是因地制宜、因時處中的合宜之道。

【孟子·梁惠王上】開篇，梁惠王問『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是千古名辨，然細讀孟子下文，不是一味反利：『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之憂，在於上下唯利是趨，交相爭奪，無一讓德，則家國社稷無不傾覆。所謂利者，若因無禮義之節制而演為爭奪之禍，則其『利』變為大『害』。故孟子之反不是反『利』，而是反『上下交征』之無義。試觀孟子答齊宣王問王政，即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更引【詩經】『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為說，周詳於鰥寡孤獨之養；其『制民之產』之論更是十分具體，豈有全然鄙棄財貨之理？因此斷斷不可將儒家之『義利之辨』誤作『以義滅利』，更非不食人間煙火之虛談。

第四節　華夏經濟倫理之總體架構

統而論之，華夏經濟倫理非『發財致富之術』，亦非『禁慾苦行之學』，而是天人整體觀照下的經世之學。其大端有四：一曰敬天法祖，重農時與地力；二曰藏富於民，斥與民爭利；三曰制禮明分，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四曰義以率利，通變而不失其正。四者合和，方為華夏經濟倫理之全景。後世若朝廷言利、聚斂之臣橫行，皆背此道，而禍水終歸民眾；反之，若薄稅斂、務本業、通有無、施教化，則庶幾『富之而教之』之隆軌。

第二章　富民為本：藏富於民，庶民惟星

第一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富國以富民為先

【尚書·五子之歌】曰：

出處：【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民為邦本之訓，是華夏一切政治學說的最高公理。經濟不過是邦國血脈，若血脈壅塞於上而枯竭於下，則官民皆病。【大學】傳十章引秦誓之語，發明『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之義，又曰：

出處：【禮記·大學】——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十二字，實為華夏經濟倫理之心髓。政府或君主若以公權將天下之財盡力搜刮聚斂於中央、於朝廷、於少數權貴之手，則民不聊生，輕者流亡，重者揭竿，民心離散，政權之基礎盡喪；反之，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財貨流行於民間，則百姓樂業感恩，君民之間自然凝結為一。

歷代治世之君多明此理。漢初承暴秦之敝，文帝、景帝以黃老清靜無為治國，『與民休息』『馳山澤之禁』『賜民田租之半』等，正是『藏富於民』之大實踐。班固【漢書·食貨志】曰：『文帝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後又載晁錯【論貴粟疏】：『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用其說，令民入粟邊塞以拜爵，而屢賜民田租。及景帝再行三十稅一之制，遂啟文景之治，太倉之粟陳腐不可食，都鄙廩庾盡滿。此為『富民』政治之實效驗證。

第二節　【管子】『治國必先富民』之道

春秋以降，管仲相桓公，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其說的經濟倫理見於【管子】。其書開篇【牧民】第一句便是：

出處：【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兩句，被後世奉為經濟倫理之圭臬。但這不可反過來解讀為『只要有錢必自動有禮』——管仲此語強調的是生存溫飽是道德教化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足條件。【管子·治國】又直言：

出處：【管子·治國】——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治國必先富民，不是因為『富民』是好政策而已，而是基於對民情之如實洞察——民不安居，教化無從施展；民不保產，禮義無根可附。這並非勢利之言，而是聖人『因民之欲而利導之』的必然結論。

第三節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經學公案

【論語·顏淵】載：

出處：【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於國家財政匱乏之際，有若卻建議魯哀公減輕田賦，從十取其二減至十取其一。表面看似南轅北轍，實則是經濟倫理中最為深刻的辯證智慧：加重賦斂於飢歲，民力耗盡，來年稅基更加枯萎，且民心渙散，逃亡相繼，最終之稅收必然更少；反之於饑荒之年行徹法，減免賦稅，使民得以喘息復元，民營恢復之後稅源自廣，最終君之『用』足矣。其中道理實與後世『薄稅斂而自足』之財政學相通，而儒者為政之仁心與權變之通達俱見於此。

後世如唐代劉晏之理財，宋之王安石變法雖另有其情，但皆須審察是否『與民爭利』之一念。華夏經濟倫理中政府介入程度之討論，其實質問題不在『該不該管』而在『為誰而管』和『以何道而管』。

第四節　司馬遷之『善因』論：因之利道，最下爭之

【史記·貨殖列傳】為太史公經濟思想之經典，其論曰：

出處：【史記·貨殖列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此四層境界最為後人所嘆服。太史公極力主張政府須尊重人自然趨利之天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故治理經濟之最高境界，不是強加干涉、不是威逼利誘，而是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允許民間自然分工貿易，如流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其次者，利用人們自為趨利之天性而設計制度，疏導其流；再次者，以教化誘導民心；再次者，用法令強制整齊；最下者，則是政府親自下場與民爭商貿之利，既失為政之體，亦破壞了民間的經濟生態。此論並非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論——太史公的底色是道家，而其思考的框架是華夏『因天道以治人事』的一貫理路，而非西方經濟人假設之產物。但其對民間經濟的自組織能力之高估，恰與【漢書·食貨志】之『教民』路線形成互補。

第五節　『富民』非縱慾，須立『常產』與『恆心』

但儒家之富民，不是富了便不管，而是富民之後必有教化。【論語·子路】：

出處：【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由此可知儒家為政之次第：『庶之』為第一重人口增長，第二重『富之』為物質豐裕，第三重『教之』為道德興發。孔子不把『富之』作為終點，而是必須通向『教之』，使民有恆產而後有恆心，進而知禮義廉恥，歸於人文化成之境。

第六節　小結：富民即是固本，民富則國不貧

綜觀富民之論：不論是【尚書】『民惟邦本』、有若『百姓足則君足』，還是管仲『治國必先富民』、太史公『最下者與之爭』，皆指向一種與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主義財政完全不同的邏輯：國家之財富不在國庫之金銀，不在政府之掌控力，而在黎民蒼生無不富足安樂；民富則賦稅之源自流，民富則國家凝聚力自強，民富則禮義教化有器可承。故華夏經濟倫理的第一原則即是『富民為始』。

第三章　厚生為本：制產節用，使養生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