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治【易】【书】【礼】【孟】【史】【管】之遗文，参以历代注疏，可见华夏经济伦理之根本，不在逐利之末，而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之经权大用。夫『富』非货殖之谓，乃民庶充盈之境；『厚』非纵欲之谓，乃民生遂养之真。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制民之产，息民之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财不滞于上而藏于下，利不偏于一而和于义。【大学】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此其中枢。管子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实先恤民之政。故曰：财者，天地之化，阴阳之理，圣人取而通之，非私之也。义利之辨，非义与利相斥，乃利以义制，义以利施也。下文分章陈说，以明修齐治平中经济之精义。
关键词：富民、厚生、义利之辨、食货、制民之产、藏富于民、轻重之衡、【大学】、管子、儒家经济伦理

---

第一章　释『经济』本义：经邦济世，非止货财

第一节　『经济』二字之字义诀要

今人言『经济』，多指国民经济之运行，实为近代倭寇译名辗转之借用，其古义本不然。华夏经典中，『经济』二字见于【晋书·殷浩传】等，有『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之语，其义为『经世济民』『经理天下，救济苍生』。析其字义：『经』者，【说文】曰『织也』，从丝从巠；段玉裁注曰『织之从线』，引申为治丝不紊、经纬南北，故凡理治、分剖、常道者皆曰经；『济』者，【尔雅·释言】曰『渡也』，【尚书·说命】有『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之喻，故济者，渡水以达彼岸之意，引申为成事、救助。二字连用，即是『经理天下、救济斯民』之学。

故华夏之『经济学』非西人之『economics』可囊括，其广则天道、地理、人事兼赅，其细则耕织、商贾、泉货、赋税并摄；其要在使人得所养，使得所安，使国得所治，使天下得所平。

第二节　富、厚二义之经据

『富』『厚』二字，屡见经传，【礼记·礼运】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其述小康，则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天下为公』为大同，以礼义纲纪、货力为己为小康。足见大同虽不以货财为的，而小康之世终不可废货财之制。故儒者未言废利，所言者如何为之节制安排，使合乎道。

『富』之字源，【说文】曰『备也』。一曰厚也。从宀畐声。『宀』者，屋宇之家；『畐』者，满也，器满之形。故富之本义为家室满备、所蓄充牣之状。郑玄注【大学】曰：『财者，人之所欲也。』盖人不能无欲，欲望当其节则为生养之资，悖其度则为争夺之莠。

『厚』者，【说文】曰『山陵之厚也』。引义为敦厚、重厚、丰厚、温厚。【周易·坤卦·彖传】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厚之德，在于能载，能容，众生之资皆赖大地以生。然厚生之『厚』，【尚书·大禹谟】载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安国传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也。』此为『厚生』一辞之渊薮，明言政在养民，而以正德为先，利用、厚生次之，三者惟在和谐不悖耳。

此后历代注【尚书】者于此发明甚多。宋蔡沈【书经集传】曰：『六府，则水火金木土谷之府也。三事，则正德、利用、厚生之事也。』又曰：『厚生者，使民衣食有余，不至于冻馁。』可见厚生非纵欲奢侈，而是保证民之衣食温饱，使其免于颠沛流离。

故『富民厚生』者，非『使民贪多而纵欲』，乃『使民足于衣食，毋以饥寒夭阏，父子夫妇各得相养，而庶几渐趋于礼义』之谓也。

第三节　义利之『辨』非『斥』义，乃『审』义

『义利之辨』是先秦学术之一大端。【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此言，非谓君子可以不食不衣、全然厌利，而是以『喻』立论——君子所通晓明达的是公正合宜之则，小人所嗜好趋赴的是一己私利之途。朱子注曰：『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以『宜』释『义』，最为精核。义非死板之教条，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处中的合宜之道。

【孟子·梁惠王上】开篇，梁惠王问『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是千古名辨，然细读孟子下文，不是一味反利：『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之忧，在于上下唯利是趋，交相争夺，无一让德，则家国社稷无不倾覆。所谓利者，若因无礼义之节制而演为争夺之祸，则其『利』变为大『害』。故孟子之反不是反『利』，而是反『上下交征』之无义。试观孟子答齐宣王问王政，即陈『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更引【诗经】『哿矣富人，哀此茕独』为说，周详于鳏寡孤独之养；其『制民之产』之论更是十分具体，岂有全然鄙弃财货之理？因此断断不可将儒家之『义利之辨』误作『以义灭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之虚谈。

第四节　华夏经济伦理之总体架构

统而论之，华夏经济伦理非『发财致富之术』，亦非『禁欲苦行之学』，而是天人整体观照下的经世之学。其大端有四：一曰敬天法祖，重农时与地力；二曰藏富于民，斥与民争利；三曰制礼明分，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四曰义以率利，通变而不失其正。四者合和，方为华夏经济伦理之全景。后世若朝廷言利、聚敛之臣横行，皆背此道，而祸水终归民众；反之，若薄税敛、务本业、通有无、施教化，则庶几『富之而教之』之隆轨。

第二章　富民为本：藏富于民，庶民惟星

第一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富国以富民为先

【尚书·五子之歌】曰：

出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之训，是华夏一切政治学说的最高公理。经济不过是邦国血脉，若血脉壅塞于上而枯竭于下，则官民皆病。【大学】传十章引秦誓之语，发明『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之义，又曰：

出处：【礼记·大学】——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十二字，实为华夏经济伦理之心髓。政府或君主若以公权将天下之财尽力搜刮聚敛于中央、于朝廷、于少数权贵之手，则民不聊生，轻者流亡，重者揭竿，民心离散，政权之基础尽丧；反之，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使财货流行于民间，则百姓乐业感恩，君民之间自然凝结为一。

历代治世之君多明此理。汉初承暴秦之敝，文帝、景帝以黄老清静无为治国，『与民休息』『驰山泽之禁』『赐民田租之半』等，正是『藏富于民』之大实践。班固【汉书·食货志】曰：『文帝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后又载晁错【论贵粟疏】：『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用其说，令民入粟边塞以拜爵，而屡赐民田租。及景帝再行三十税一之制，遂启文景之治，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都鄙廪庾尽满。此为『富民』政治之实效验证。

第二节　【管子】『治国必先富民』之道

春秋以降，管仲相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其说的经济伦理见于【管子】。其书开篇【牧民】第一句便是：

出处：【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句，被后世奉为经济伦理之圭臬。但这不可反过来解读为『只要有钱必自动有礼』——管仲此语强调的是生存温饱是道德教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管子·治国】又直言：

出处：【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治国必先富民，不是因为『富民』是好政策而已，而是基于对民情之如实洞察——民不安居，教化无从施展；民不保产，礼义无根可附。这并非势利之言，而是圣人『因民之欲而利导之』的必然结论。

第三节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经学公案

【论语·颜渊】载：

出处：【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于国家财政匮乏之际，有若却建议鲁哀公减轻田赋，从十取其二减至十取其一。表面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是经济伦理中最为深刻的辩证智慧：加重赋敛于饥岁，民力耗尽，来年税基更加枯萎，且民心涣散，逃亡相继，最终之税收必然更少；反之于饥荒之年行彻法，减免赋税，使民得以喘息复元，民营恢复之后税源自广，最终君之『用』足矣。其中道理实与后世『薄税敛而自足』之财政学相通，而儒者为政之仁心与权变之通达俱见于此。

后世如唐代刘晏之理财，宋之王安石变法虽另有其情，但皆须审察是否『与民争利』之一念。华夏经济伦理中政府介入程度之讨论，其实质问题不在『该不该管』而在『为谁而管』和『以何道而管』。

第四节　司马迁之『善因』论：因之利道，最下争之

【史记·货殖列传】为太史公经济思想之经典，其论曰：

出处：【史记·货殖列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此四层境界最为后人所叹服。太史公极力主张政府须尊重人自然趋利之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治理经济之最高境界，不是强加干涉、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允许民间自然分工贸易，如流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其次者，利用人们自为趋利之天性而设计制度，疏导其流；再次者，以教化诱导民心；再次者，用法令强制整齐；最下者，则是政府亲自下场与民争商贸之利，既失为政之体，亦破坏了民间的经济生态。此论并非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论——太史公的底色是道家，而其思考的框架是华夏『因天道以治人事』的一贯理路，而非西方经济人假设之产物。但其对民间经济的自组织能力之高估，恰与【汉书·食货志】之『教民』路线形成互补。

第五节　『富民』非纵欲，须立『常产』与『恒心』

但儒家之富民，不是富了便不管，而是富民之后必有教化。【论语·子路】：

出处：【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由此可知儒家为政之次第：『庶之』为第一重人口增长，第二重『富之』为物质丰裕，第三重『教之』为道德兴发。孔子不把『富之』作为终点，而是必须通向『教之』，使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进而知礼义廉耻，归于人文化成之境。

第六节　小结：富民即是固本，民富则国不贫

综观富民之论：不论是【尚书】『民惟邦本』、有若『百姓足则君足』，还是管仲『治国必先富民』、太史公『最下者与之争』，皆指向一种与西方重商主义、国家主义财政完全不同的逻辑：国家之财富不在国库之金银，不在政府之掌控力，而在黎民苍生无不富足安乐；民富则赋税之源自流，民富则国家凝聚力自强，民富则礼义教化有器可承。故华夏经济伦理的第一原则即是『富民为始』。

第三章　厚生为本：制产节用，使养生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