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傳2

諸葛亮傳2

蜀漢與曹魏長年打仗，在沙場上所殺的曹魏將領中有兩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是夏侯淵一個是為張郃，兩人都是主帥級的曹軍名將。射殺張郃，對蜀軍而言，乃是報仇雪恥之痛快大事，照理說蜀漢史書中應當多費一點筆墨描述射殺他的過程。可是【三國志】的【蜀書】中，對於射殺張郃的兩處記載卻極為簡略這是不正常的。【諸葛亮傳】僅有『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兩句。對於過程的細節沒有描繪，蜀軍的反映沒有交待，這讓不熟悉三國的讀者來說會以為張郃是一個普通的將領。這是非常反常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是因為公元231年的三月，司馬懿作為關中戰區的最高指揮官，他所指揮的第一場戰役，就以名將張郃陣亡而告終。為了避免牽涉到司馬懿的指揮責任，從而引來西晉武帝司馬炎的惱怒和打擊，陳壽不得不採取如上的筆法來掩蓋過去。

諸葛亮

亮傳末尾的陳壽評，在文中毫不吝嗇的夸諸葛亮的治國功勳之後，又對其用兵的應變能力發表自己的看法：『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短短十九字，把諸葛亮夸的應只能天上有。最後為了【三國志】的順利發表，也為了他自身的安全前途，陳壽這十九字的評語相當於自我保護，只能只要寫了，我們是要了解這一點的。有可能並非他真實的看法。

【三國志】筆法考略：陳壽敘事策略與史家困境

關於【三國志·蜀書】對張郃之死記載簡略的問題，實為史家"曲筆"傳統在特定政治環境下的體現。陳壽（233-297）撰史時正值西晉泰始年間，司馬氏政權對史書編纂控制極嚴，此乃理解該問題的關鍵背景。

一、張郃戰死之史筆玄機
建興九年（231）木門道之役，張郃之死確係重大戰果。然【蜀書】記載簡略實非偶然。考【魏略】載："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已較【蜀書】為詳。陳壽採用"互見法"，將關鍵細節分散於【魏書·張郃傳】，既存史實，又避鋒芒。此正合【文心雕龍】"隱諱以避時忌"之史家筆法。

二、司馬懿因素考辨
司馬懿時任魏軍統帥確為敏感點。據【晉書·宣帝紀】載，此役中"帝（司馬懿）不聽郃諫，強使追之"，終致張郃戰死。陳壽若詳述戰況，必暴露司馬懿指揮失誤。觀【三國志】對高平陵之變等事的隱晦處理，可知其"諱尊"筆法一以貫之。

三、諸葛亮評語新詮
"應變將略"之評當置於魏晉史學傳統中理解。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載陳壽師事譙周時即有"亮長於治戎，短於奇謀"之論。此評既承漢末人物品評之風，又暗合西晉官方對蜀漢的定位。考【晉書】載司馬炎曾命陳壽整理【諸葛亮集】，可知其評語實經官方認可。

要之，陳壽身處"禪讓"政權之下，既要存信史，又須避時諱。其筆法暗合孔子"述而不作"之旨，通過史料剪裁、互見筆法達成微言大義。後世學者當以"了解之同情"看待古史編纂的政治約束，方得史家苦心。今人研讀【三國志】，當參酌裴注及【華陽國志】等文獻，方能窺見全貌。

【諸葛亮傳】史筆鈎沉：陳壽曲筆之辨

關於【三國志】對張郃之死記載簡略的問題，實為史家"曲筆"傳統之體現。陳壽身為晉臣，面對司馬氏政權，其筆法確實存在政治考量，但此現象需置於中國傳統史學"春秋筆法"的脈絡中理解。

一、張郃之死的史筆考量
【蜀書】記載簡略，非因張郃地位不顯。考【魏書·張郃傳】明載其為"五子良將"之一，曹魏"征西車騎將軍"。陳壽在【魏書】中詳述其"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的細節，反觀【蜀書】刻意簡略，此正為"互見法"之運用。司馬懿強令張郃追擊致其戰死，【晉書·宣帝紀】諱言此事，陳壽作為晉臣，在蜀漢視角的記載中保持克制，實為保全史書之必要妥協。

二、諸葛亮評語的深層意涵
陳壽"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評，表面看是貶抑，實則暗含深意。細讀【諸葛亮傳】全文，陳壽詳錄其"立法施度，科教嚴明"的治績，又特載司馬懿"天下奇才"的讚嘆。這種"先揚後抑"的筆法，恰是漢代以來史評傳統。班固【漢書】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正是同類筆法。陳壽在【進〖諸葛亮集〗表】中直言亮"治戎為長"，可見傳末十九字或是為平衡晉廷觀感的"保護性陳述"。

三、魏晉史學的書寫困境
三國史事在晉代實為敏感話題。據【華陽國志】載，陳壽因不附丁儀遭貶，其父更受諸葛亮髡刑，卻仍能客觀記述，足見史德。西晉初年"諱敗夸勝"之風盛行，陸機【辯亡論】亦不得不曲筆。陳壽將諸葛亮軍事失利歸因於"天命"，而非直接指斥司馬懿，正是當時史家的生存智慧。這種"微而顯，志而晦"的書寫方式，實為保全信史的無奈之舉。

要之，陳壽筆法之"反常"，恰是魏晉史學常態。今人讀史，當理解史家"直筆"與"曲筆"之間的張力，透過文字表象，把握歷史真實。諸葛亮"奇謀為短"之評，或許正如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壽豈真謂孔明之短於用兵哉？特為晉諱耳。"這種"諱而不沒其實"的筆法，正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微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