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传2

诸葛亮传2

蜀汉与曹魏长年打仗，在沙场上所杀的曹魏将领中有两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夏侯渊一个是为张郃，两人都是主帅级的曹军名将。射杀张郃，对蜀军而言，乃是报仇雪耻之痛快大事，照理说蜀汉史书中应当多费一点笔墨描述射杀他的过程。可是《三国志》的《蜀书》中，对于射杀张郃的两处记载却极为简略这是不正常的。《诸葛亮传》仅有“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两句。对于过程的细节没有描绘，蜀军的反映没有交待，这让不熟悉三国的读者来说会以为张郃是一个普通的将领。这是非常反常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公元231年的三月，司马懿作为关中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所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以名将张郃阵亡而告终。为了避免牵涉到司马懿的指挥责任，从而引来西晋武帝司马炎的恼怒和打击，陈寿不得不采取如上的笔法来掩盖过去。

诸葛亮

亮传末尾的陈寿评，在文中毫不吝啬的夸诸葛亮的治国功勋之后，又对其用兵的应变能力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把诸葛亮夸的应只能天上有。最后为了《三国志》的顺利发表，也为了他自身的安全前途，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语相当于自我保护，只能只要写了，我们是要了解这一点的。有可能并非他真实的看法。

《三国志》笔法考略：陈寿叙事策略与史家困境

关于《三国志·蜀书》对张郃之死记载简略的问题，实为史家"曲笔"传统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体现。陈寿（233-297）撰史时正值西晋泰始年间，司马氏政权对史书编纂控制极严，此乃理解该问题的关键背景。

一、张郃战死之史笔玄机
建兴九年（231）木门道之役，张郃之死确系重大战果。然《蜀书》记载简略实非偶然。考《魏略》载："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已较《蜀书》为详。陈寿采用"互见法"，将关键细节分散于《魏书·张郃传》，既存史实，又避锋芒。此正合《文心雕龙》"隐讳以避时忌"之史家笔法。

二、司马懿因素考辨
司马懿时任魏军统帅确为敏感点。据《晋书·宣帝纪》载，此役中"帝（司马懿）不听郃谏，强使追之"，终致张郃战死。陈寿若详述战况，必暴露司马懿指挥失误。观《三国志》对高平陵之变等事的隐晦处理，可知其"讳尊"笔法一以贯之。

三、诸葛亮评语新诠
"应变将略"之评当置于魏晋史学传统中理解。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陈寿师事谯周时即有"亮长于治戎，短于奇谋"之论。此评既承汉末人物品评之风，又暗合西晋官方对蜀汉的定位。考《晋书》载司马炎曾命陈寿整理《诸葛亮集》，可知其评语实经官方认可。

要之，陈寿身处"禅让"政权之下，既要存信史，又须避时讳。其笔法暗合孔子"述而不作"之旨，通过史料剪裁、互见笔法达成微言大义。后世学者当以"了解之同情"看待古史编纂的政治约束，方得史家苦心。今人研读《三国志》，当参酌裴注及《华阳国志》等文献，方能窥见全貌。

《诸葛亮传》史笔钩沉：陈寿曲笔之辨

关于《三国志》对张郃之死记载简略的问题，实为史家"曲笔"传统之体现。陈寿身为晋臣，面对司马氏政权，其笔法确实存在政治考量，但此现象需置于中国传统史学"春秋笔法"的脉络中理解。

一、张郃之死的史笔考量
《蜀书》记载简略，非因张郃地位不显。考《魏书·张郃传》明载其为"五子良将"之一，曹魏"征西车骑将军"。陈寿在《魏书》中详述其"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的细节，反观《蜀书》刻意简略，此正为"互见法"之运用。司马懿强令张郃追击致其战死，《晋书·宣帝纪》讳言此事，陈寿作为晋臣，在蜀汉视角的记载中保持克制，实为保全史书之必要妥协。

二、诸葛亮评语的深层意涵
陈寿"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评，表面看是贬抑，实则暗含深意。细读《诸葛亮传》全文，陈寿详录其"立法施度，科教严明"的治绩，又特载司马懿"天下奇才"的赞叹。这种"先扬后抑"的笔法，恰是汉代以来史评传统。班固《汉书》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正是同类笔法。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直言亮"治戎为长"，可见传末十九字或是为平衡晋廷观感的"保护性陈述"。

三、魏晋史学的书写困境
三国史事在晋代实为敏感话题。据《华阳国志》载，陈寿因不附丁仪遭贬，其父更受诸葛亮髡刑，却仍能客观记述，足见史德。西晋初年"讳败夸胜"之风盛行，陆机《辩亡论》亦不得不曲笔。陈寿将诸葛亮军事失利归因于"天命"，而非直接指斥司马懿，正是当时史家的生存智慧。这种"微而显，志而晦"的书写方式，实为保全信史的无奈之举。

要之，陈寿笔法之"反常"，恰是魏晋史学常态。今人读史，当理解史家"直笔"与"曲笔"之间的张力，透过文字表象，把握历史真实。诸葛亮"奇谋为短"之评，或许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寿岂真谓孔明之短于用兵哉？特为晋讳耳。"这种"讳而不没其实"的笔法，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