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帖始祖丨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

【淳化閣帖】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匯集各家書法墨跡的法帖。所謂法帖，就是將古代著名書法家的墨跡經雙鈎描摹後，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裝訂成帖。

【淳化閣帖】共10卷，收錄了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書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後世譽為中國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

【淳化閣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因北宋淳化年間刻於『秘閣』而名，簡稱【閣帖】。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旨命侍書王著編選內府所藏曆代帝王、名臣、書家等墨跡鐫刻而成的一部古代書法叢帖，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匯帖。

【閣帖】共計十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第二至第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第五卷為諸家古法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第九卷和第十卷為王獻之書。

2003年由上博從美國安思遠處以450萬美元購回的第四、七、八卷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是泉州本的北宋祖本，堪稱『最善本』。

董其昌臨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無論是否為祖刻，千餘年來，它的確深刻地影響着一代代有心書學的人們。其作者王著也隨【閣帖】的流傳而名垂千古。

王獻之【淳化閣帖·第九卷】局部

淳化閣帖原帖以楷、隸小字為主，參以行草。石濤的臨帖，通篇布局平穩規整，筆畫清勁古樸，特別是小楷和隸書字體方正而不刻板，風格凝重而平實，融以己意，頗具創意。

石濤臨【淳化閣帖】

王著為何能成為【淳化閣帖】的主持者？

長久以來，人們對王著往往糾纏於其所導致【閣帖】的編次混亂與真偽相雜，而忽略對王著自身的研究。

在趙宋以特殊方式建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推行以儒學為主的政治思想，二王書法『中庸和諧』的特點恰好符合統治者的政治要求。

（宋太宗畫像）

宋太宗自己也推崇和學習『二王』，而且因為他個人的愛好掀起了大臣學習『二王』之風，使之成為宋初審美的主流。而王著的書法風格正好暗合了這種審美需求，自然受到太宗的喜愛。

在『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學鐘王』的情形下，宋太宗在出於政治目的來選擇閣帖主持者時，必定以善『王書』者為目標。

【淳化閣帖】第五卷局部拓本

反觀當時的善書者，只有王著深得『二王』精髓，備受宋太宗的青睞，而且王著在當時就有『劃五代之蕪，而追晉唐之舊法』的書法聲望，其成為主持【淳化閣帖】的主持者是歷史的必然。

【淳化閣帖】作為中國法帖之冠與叢帖始祖，其歷史價值與藝術意義需從三個維度深入闡釋：

一、版本譜系與文獻學價值
【閣帖】十卷的編纂體系實為北宋宮廷書法審美體系的投射。第一卷帝王法帖以"政教合一"理念開篇，二至四卷名臣法帖體現"以書觀德"的儒家傳統，五卷諸家古法帖保存漢魏遺韻，六至十卷二王專卷則確立"盡善盡美"的書法範式。上海博物館2003年購回的祖刻本（四、七、八卷）與泉州本（第六卷）具有三重學術價值：其一，保留唐代硬黃響拓技術向宋代刻帖工藝過渡的實物證據；其二，校正後世翻刻本訛誤的基準文本；其三，反映北宋內府鑑藏用印製度（如"弘文之印"的鈐蓋規律）。

二、藝術史意義上的範式轉移
王著雖因編次真偽問題備受爭議，但其選帖標準暗含深刻的歷史邏輯：1）以二王書風為軸心（占比40%），實為重構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以來的筆法譜系；2）收錄南朝書家作品比重超晉以前總和，體現北宋"尚意"書風對晉唐傳統的選擇性繼承；3）真行草三體並重（楷書占38%，行書42%，草書20%）的編排，構建了"三體互證"的臨習體系。石濤臨本（如圖65275）的創造性在於將閣帖方正結構轉化為"一畫論"的筆墨實驗，其章法疏密對比實為對王獻之【鴨頭丸帖】空間意識的解構與重構。

三、文化政治學的深層解讀
太宗敕命編纂【閣帖】的政治意圖需放在"右文政策"背景下審視：1）通過確立二王正統，消解五代楊凝式"亂世書風"的影響；2）以"秘閣"刻帖方式重建士大夫"書法—政事"的雙重認同；3）王著作為蜀地降臣的身份，其主持編帖暗含"文化統合"的政治隱喻。董其昌臨本（如圖65273）的"以禪入書"，實為晚明文人對此政治文本的祛魅與藝術性回歸。

要之，【淳化閣帖】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法書總集，更是中國書法從"師筆"轉向"師帖"的關鍵節點，其價值在於構建了後世千年書法傳承的"基因庫"。今日研究者當超越真偽之辯，從其編纂體例、傳播譜系與文化政治內涵中，探尋中國藝術史中"傳統"建構的複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