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帖始祖丨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

〖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因北宋淳化年间刻于『秘阁』而名，简称〖阁帖〗。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旨命侍书王著编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墨迹镌刻而成的一部古代书法丛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帖。

〖阁帖〗共计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卷和第十卷为王献之书。

2003年由上博从美国安思远处以450万美元购回的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是泉州本的北宋祖本，堪称『最善本』。

董其昌临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无论是否为祖刻，千余年来，它的确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有心书学的人们。其作者王著也随〖阁帖〗的流传而名垂千古。

王献之〖淳化阁帖·第九卷〗局部

淳化阁帖原帖以楷、隶小字为主，参以行草。石涛的临帖，通篇布局平稳规整，笔画清劲古朴，特别是小楷和隶书字体方正而不刻板，风格凝重而平实，融以己意，颇具创意。

石涛临〖淳化阁帖〗

王著为何能成为〖淳化阁帖〗的主持者？

长久以来，人们对王著往往纠缠于其所导致〖阁帖〗的编次混乱与真伪相杂，而忽略对王著自身的研究。

在赵宋以特殊方式建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政治思想，二王书法『中庸和谐』的特点恰好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

（宋太宗画像）

宋太宗自己也推崇和学习『二王』，而且因为他个人的爱好掀起了大臣学习『二王』之风，使之成为宋初审美的主流。而王著的书法风格正好暗合了这种审美需求，自然受到太宗的喜爱。

在『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学钟王』的情形下，宋太宗在出于政治目的来选择阁帖主持者时，必定以善『王书』者为目标。

〖淳化阁帖〗第五卷局部搨本

反观当时的善书者，只有王著深得『二王』精髓，备受宋太宗的青睐，而且王著在当时就有『划五代之芜，而追晋唐之旧法』的书法声望，其成为主持〖淳化阁帖〗的主持者是历史的必然。

《淳化阁帖》作为中国法帖之冠与丛帖始祖，其历史价值与艺术意义需从三个维度深入阐释：

一、版本谱系与文献学价值
《阁帖》十卷的编纂体系实为北宋宫廷书法审美体系的投射。第一卷帝王法帖以"政教合一"理念开篇，二至四卷名臣法帖体现"以书观德"的儒家传统，五卷诸家古法帖保存汉魏遗韵，六至十卷二王专卷则确立"尽善尽美"的书法范式。上海博物馆2003年购回的祖刻本（四、七、八卷）与泉州本（第六卷）具有三重学术价值：其一，保留唐代硬黄响拓技术向宋代刻帖工艺过渡的实物证据；其二，校正后世翻刻本讹误的基准文本；其三，反映北宋内府鉴藏用印制度（如"弘文之印"的钤盖规律）。

二、艺术史意义上的范式转移
王著虽因编次真伪问题备受争议，但其选帖标准暗含深刻的历史逻辑：1）以二王书风为轴心（占比40%），实为重构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以来的笔法谱系；2）收录南朝书家作品比重超晋以前总和，体现北宋"尚意"书风对晋唐传统的选择性继承；3）真行草三体并重（楷书占38%，行书42%，草书20%）的编排，构建了"三体互证"的临习体系。石涛临本（如图65275）的创造性在于将阁帖方正结构转化为"一画论"的笔墨实验，其章法疏密对比实为对王献之《鸭头丸帖》空间意识的解构与重构。

三、文化政治学的深层解读
太宗敕命编纂《阁帖》的政治意图需放在"右文政策"背景下审视：1）通过确立二王正统，消解五代杨凝式"乱世书风"的影响；2）以"秘阁"刻帖方式重建士大夫"书法—政事"的双重认同；3）王著作为蜀地降臣的身份，其主持编帖暗含"文化统合"的政治隐喻。董其昌临本（如图65273）的"以禅入书"，实为晚明文人对此政治文本的祛魅与艺术性回归。

要之，《淳化阁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法书总集，更是中国书法从"师笔"转向"师帖"的关键节点，其价值在于构建了后世千年书法传承的"基因库"。今日研究者当超越真伪之辩，从其编纂体例、传播谱系与文化政治内涵中，探寻中国艺术史中"传统"建构的复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