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龍城與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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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龍城與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施勁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考古】2016年第8期）

盤龍城與長江中游青銅文明的文明史意義探賾

盤龍城遺址作為長江中游地區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商代城址，其考古發現不僅填補了商文化南漸的歷史空白，更以其獨特的文化面貌改寫了傳統"中原中心論"的認知框架。從文明互鑒的視角審視，盤龍城所代表的長江中游青銅文明實則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在器物層面，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器群呈現出典型的"二元特徵"。如編號49206的青銅斝，其器型明顯承襲二裏崗風格，但紋飾卻融入了本地特有的雲雷紋變體；49207號青銅爵的流部處理方式與鄭州商城出土物如出一轍，而足部卻採用了長江流域特有的竹節式造型。這種"器形中原化、紋飾地方化"的現象，恰是文化調適的物化見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9208號青銅鉞，其形制雖源於中原，但尺寸遠超北方同類器物，這種"禮器巨型化"傾向，可能反映了長江流域對權力象徵的獨特表達方式。

從聚落形態觀之，盤龍城的城垣構築技術採用"主城牆+護城坡"的雙重結構，較之中原地區單一的夯土城牆更為複雜。其宮殿基址的"前朝後寢"格局雖模仿商王都建制，但建築台基的包邊技術卻採用本地發明的紅燒土護壁。這種技術融合表明，長江流域並非被動接受中原文明，而是通過選擇性吸收實現文化創新。

就文明互動機制而言，盤龍城出土的硬陶與原始瓷殘片，其化學成分檢測顯示原料來自湘贛交界處，證明其扮演着"南銅北運"中轉站的角色。甲骨文記載的"南土"經略，在考古實證層面得到呼應。更值得注意的是，盤龍城三期出現的印紋陶因素，暗示着長江中游已形成連接吳城文化、三星堆文化的貿易網絡，這種跨區域互動遠超單純的軍事據點功能。

從長時段文明演進觀察，盤龍城的衰落恰與吳城文化的興起形成時空對應，這種文明重心轉移現象，揭示出長江流域內部存在動態的文化能量傳遞。其青銅冶鑄技術通過"匠人遷徙"方式向周邊擴散，為後續楚文化的勃興埋下伏筆。司馬遷【史記】所言"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創業史詩，實則有賴於這類早期文明積澱。

盤龍城的考古學意義，正在於它打破了黃河-長江的二元對立敘事，展現出早期中國"多元互動、輻輳共進"的文明生成模式。這種認識對於我們今天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特質，仍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盤龍城與長江中游青銅文明的文明史意義芻議

盤龍城遺址作為長江中游地區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商代城址，其考古發現不僅改寫了傳統"中原中心論"的認知框架，更揭示出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關鍵地位。從青銅禮器組合來看，盤龍城出土的鼎、斝、爵等器類與鄭州商城高度相似，其紋飾工藝卻呈現出獨特的區域特徵，這種"形制趨同而裝飾求異"的現象，恰是早期國家政治認同與文化多樣性辯證統一的物質見證。

在技術傳播層面，盤龍城青銅器含鉛量普遍高於中原地區，這種合金配比的差異化選擇，既反映了長江流域礦料資源的特性，也體現了地方工匠對中原技術的創造性轉化。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發現的硬陶與原始瓷殘片，與吳城文化存在明顯技術關聯，暗示着當時已形成跨越千裏的物質文化交流網絡。考古學家施勁松先生所指出的"南銅北運"現象，實為早期中國資源調控體系的生動例證。

從聚落形態觀之，盤龍城兼具軍事要塞與區域中心的雙重功能。其城牆採用分段版築技術，城門設置符合【考工記】"旁三門"的規制，而宮殿基址的"前朝後寢"佈局，則與二裏頭文化一脈相承。這種空間秩序的移植，絕非簡單的模仿，而是禮制觀念在長江流域的本土化實踐。遺址周邊發現的十餘處次級聚落，共同構成了層級分明的區域政體，其社會組織複雜度已不亞於同期中原地區。

就文明互動而言，盤龍城恰處南北文化交匯的"漩渦地帶"。既有來自二裏崗文化的青銅禮制影響，又保留着本地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傳統，更吸納了南方印紋硬陶的審美元素。這種多元文化因子的融合，造就了獨具特色的"盤龍城類型"，其文明模式既不同於中原的禮器政治，也有別於三星堆的神權體系，代表了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三種發展路徑。

重新審視盤龍城的文明史意義，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座區域性中心城邑的興衰，更是中華文明多元基因的生動載體。它的存在證明，早在商代前期，長江流域就已深度參與中國青銅文明體系的構建，這種跨越地理單元的文化整合，為後來秦漢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礎。當代國學研究的使命，正在於透過這些考古實證，還原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歷史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