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的野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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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的野生动物资源获取与利用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李志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田真毅 日本北海道大学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二里头遗址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的文明意涵刍议

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核心遗存，其野生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模式，实为管窥夏代先民生态智慧与礼制雏形的重要窗口。李志鹏、江田真毅二位学者之研究，从动物考古学视角揭示了这一议题的学术价值，今试以国学视角补缀其文明意义。

一、渔猎经济与"以时取物"的生态观
遗址出土的鹿、野猪等兽骨及渔猎工具，印证《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可持续理念。先民依季节规律获取资源，暗合《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杀孩虫"的生态伦理，体现"天人合一"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萌芽。这种节制索取的态度，与商周时期"畋猎有度"的礼制传统一脉相承。

二、骨器制作与"物尽其用"的工艺精神
獐牙饰品、骨镞等遗存，揭示先民对动物资源的深度加工。《考工记》载"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二里头骨器之精磨钻孔工艺，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早期实践。尤其獐牙作为身份象征的推测，可与《周礼·春官》"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相参照，暗示等级标识物从自然材质向人工礼器的过渡。

三、祭祀遗存与"牺牲成礼"的信仰体系
猪、牛等动物祭祀痕迹，印证《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老传统。遗址中兽骨与青铜礼器的共存现象，恰如《礼记·郊特牲》"毛血告幽全"的物化表现，反映动物资源从生存需求向精神需求的升华。此种"器以藏礼"的演变轨迹，实为华夏礼乐文明物质载体的重要源头。

结语
二里头野生动物利用研究，不仅补益考古学认知，更可透过《尚书·舜典》"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的治理智慧，理解早期国家资源管理的文明基因。建议后续研究可结合甲骨文"狩""渔"等字源考释，进一步揭示先民自然观与文字符号系统的互动关系。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立足国学典籍与考古发现之互证，谨守"多闻阙疑"之训，未敢妄断处皆存而不论，以求教于方家。

二里头遗址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的文明意蕴探赜

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重要见证，其野生动物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不仅反映了先民的生存智慧，更蕴含着华夏文明初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哲理。从考古遗存观之，二里头先民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已超越单纯的食物获取层面，形成了具有文明特质的资源利用体系。

从猎取技术观之，二里头文化层出土的石镞、骨镞等狩猎工具，其形制之规整、制作之精良，已非原始粗放之态。特别是青铜镞的出现，标志着狩猎技术质的飞跃。《周易·系辞》所谓"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正是这种技术进步在文明记忆中的留存。狩猎工具的改良，折射出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利用。

就物种选择而言，遗址中发现的鹿、野猪、獐等动物骨骼，显示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这种选择既符合"时禁"的生态智慧——《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在此已见端倪；又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文明思维，不同动物部位分别用于肉食、骨器制作、祭祀等不同用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野生动物遗存出现在祭祀坑中，与青铜礼器共存。这种现象与《周礼·天官》"以牲祀于四方"的记载相呼应，表明野生动物已被纳入早期国家的礼仪体系。从实用到礼用的转变，标志着这些自然资源已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成为沟通天人的媒介。

细察骨骼切割痕迹与分布规律，可见专业化的屠宰分工迹象。这种分工与二里头宫城遗址反映的社会分层相印证，说明野生动物资源的分配已成为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礼记·礼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的大同理想，或许正是对这种早期资源分配制度的反思与超越。

二里头先民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展现了华夏文明在滥觞期就具有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理。这种伦理观念经过后世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深化，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今日重审这段历史，不仅为了还原先民的生活图景，更是为探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古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