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雄安新區存約十八平方公裏東周、漢代遺址群

    本報訊（耿建擴、曹錚）日前，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會議，聽取河北省文物局及相關單位關於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的專題匯報，並對下一步工作進行了部署和安排。目前，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據了解，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已經完成雄安新區中期發展區約200平方公裏文物調查工作，共登記各類文物遺存79處。在此次文物調查中，南陽遺址考古工作獲得重要發現。南陽遺址位於雄安新區容城縣南陽村村南，是春秋戰國時期遺址，該遺址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月28日，聯合考古隊對南陽遺址開始勘探。此前，這裏曾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本次文物調查確定南陽遺址東南、西南角城垣、南城垣和西部大型夯土區和陶業作坊區，新發現南陽遺址周邊10處同時期文化遺存，形成以南陽遺址為中心、面積約18平方公裏的東周、漢代遺址群，為確定南陽遺址性質和文化內涵提供了重要資料。容城、安新、雄縣三縣範圍內戰國燕南長城全線踏查工作完成，重新採集坐標點31處，核校燕南長城走向，複查長城保存現狀。河北省文物局將在對遺存點進行科學分類分級評估的基礎上，明確保護對象及保護措施，為新區總體規劃和建設提供科學依據。

截至目前，河北省文物局已協調成立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建成新區文物考古數碼化信息管理平台，完成考古工作人員培訓，編制新區文物保護與利用規劃綱要，與新區規劃編制單位進行對接，為新區規劃提供了文物保護方面的基礎數據和有力保障。

據悉，國家文物局將在雄安新區文物保護工作隊伍協調、項目審批、專業指導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繼續指導省文物局開展各項工作，重點推進雄安新區全境文物調查、中期發展區約200平方公裏考古勘察，以全面掌握雄安新區中期發展區文物保存現狀、南陽遺址考古、白洋淀區域環境考古、燕南長城黑龍口段保護展示、雄縣宋遼邊關地道保護與展示提升等項目進展。

雄安考古新發現與燕趙文化根脈的再認識

近日雄安新區發現的約十八平方公裏東周、漢代遺址群，實為燕趙文化研究之重大突破。南陽遺址作為春秋戰國時期重要遺存，其城垣結構、作坊區佈局的新發現，不僅印證了【史記·燕召公世家】"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的記載，更揭示了燕國南部軍事防禦體系的複雜面貌。

從考古學視角觀之，此次發現的遺址群呈現出鮮明的層級分佈特徵。以南陽遺址為核心，周邊十處同期遺存呈衛星式分佈，這種"中心-邊緣"的空間格局，恰與【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城邑規劃理念相呼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發現的陶業作坊區，其規模與工藝水平表明此地不僅是軍事要塞，更是具有完備手工業體系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出土的繩紋陶、板瓦等遺物，在形制紋飾上既保留燕文化典型特徵，又可見中原文化的影響痕跡，生動展現了戰國時期"胡服騎射"背景下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圖景。

燕南長城踏查成果同樣具有重大學術價值。通過現代測繪技術核校的31處坐標點，使我們對這條見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軍事防線有了更精確認識。長城走向與【水經注】等古籍記載相互印證，而其殘存狀態更為研究戰國時期夯築工藝提供了實物標本。值得深思的是，遺址群與燕長城的空間關係，可能暗示着某種"邊城-戍堡"的聯動防禦機制，這種發現將為重新審視燕國"南防趙而東拒齊"的戰略佈局提供新線索。

此次考古發現對雄安新區文化建設具有深遠意義。建議在後續研究中注重三個維度：其一，運用碳十四測年等技術手段建立精確年代序列；其二，通過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方法復原當時生態環境；其三，結合出土兵器、車馬器研究戰國軍事制度。清代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稱此地"川原沃衍，襟帶易水"，今日考古發現正可與其相互發明。

文物遺存乃民族血脈所系，這些深埋地下的文化基因，既是雄安新區規劃建設必須珍視的歷史根基，更是新時代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期待考古工作者以"格物致知"的精神，繼續揭示這片土地承載的文明密碼。

雄安考古發現的文化深意與歷史啟示

近日雄安新區發現約十八平方公裏的東周、漢代遺址群，此乃我國考古學界一大盛事。細讀報道，南陽遺址之發現尤具深意。遺址位於容城縣南陽村南，已確定為春秋戰國時期遺存，其東南、西南角城垣及南城垣的確認，連同新發現的十處同期文化遺存，共同構成了一個規模宏大的遺址群。此發現非獨為考古學界增添新材料，更為我們理解燕趙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燕趙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太史公【史記·貨殖列傳】有云："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此語雖指中山國，然於燕南之地亦可相通。南陽遺址所處位置，恰在戰國時期燕國南境，其文化內涵必然帶有鮮明的燕文化特徵，同時又因地處邊境而融合多元文化因素。遺址中發現的陶業作坊區，尤值得注意。陶器乃先民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其製作工藝、形制紋飾皆可反映當時生產技術、審美趣味乃至精神信仰。若能對此作坊區進行系統發掘研究，或可揭示燕國手工業發展水平及其與中原地區的交流情況。

燕南長城之踏查工作亦具重要意義。長城非獨為軍事防禦工程，更是文化交融之見證。此次重新採集坐標點三十一處，核校走向，複查保存現狀，實為保護這一重要文化遺產奠定基礎。昔顧炎武【日知錄】論及長城，謂："秦之所患者，匈奴也，而匈奴之患，不在長城之外，而在長城之內。"此言深刻，長城之價值非在隔絕，恰在促進不同民族之交往。燕南長城作為戰國時期燕國重要邊防設施，其走向與保存狀況的確認，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燕國與中山國、趙國等周邊政權的關係。

考古發現之價值，非止於證經補史，更在於啟迪今人。雄安新區建設乃千年大計，考古工作為此提供歷史文化支撐，使新城建設能夠"知其所來，識其所在，明其將往"。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言："六經皆史"，而今我們亦可言"遺址皆史"。南陽遺址及其周邊遺存，正是燕趙大地上的無字史書，等待我們細細解讀。

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看似矛盾，實則相輔相成。河北省文物局建成新區文物考古數碼化信息管理平台，編制文物保護與利用規劃綱要，正是秉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古人云："述往事，思來者。"今日之考古工作，既是對過往的追溯，亦是對未來的負責。相信隨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雄安新區將呈現出歷史與現代交相輝映的獨特風貌，為踐行"城市雙修"理念提供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