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漫筆·編輯叢談·『返鄉』與『文學的根』

新一年的春運即將開始，又快到了紛紛返鄉的時節，或許也會是『在鄉』『懷鄉』題材作品又一次噴涌的時節。回顧一年前，2016年春節前後，廣東學者黃燈原刊於【十月】雜誌當年第一期的散文【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在網絡上以【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爲題，成爲這一年『返鄉』主題討論的焦點。2015年春節，則是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爆紅』網絡。

『返鄉』與『鄉愁』，年年有，年年講，卻依然有無盡的可能，能容納最多人的精神激盪。或許正是因此，【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在2016年末的溫州甌海獲頒首屆琦君散文獎。散文獎因以命名的已故作家琦君，生長於溫州甌海。近年來大陸讀者比較熟悉的，是由她的【橘子紅了】改編成的同名電視劇，而在台灣，她一生致力最深的，卻是眾多愛國懷鄉思親題材的散文。

琦君曾說，『像樹木花草似的，誰能沒有一個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親人師友，忘掉童年，忘掉故鄉，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然而，這怎麼可能呢？』這段有關『根與故鄉』的敘述，想必會激盪起眾多『返鄉』『懷鄉』寫作者的共鳴。受獎的作家與頒獎的嘉賓，可能也正是在這種共鳴中轉入以『文學的鄉愁』爲主題的晤談。【作家】雜誌主編宗仁發談起一同在場的作家韓少功1985年在【作家】雜誌上發表的文學評論【文學的『根』】。這篇後來被視作尋根文學『宣言』的文章里，曾用大段落講述鄉土對中國作家創作的意義。與琦君對『根』的相比，【文學的『根』】或許不那麼抒情。但抒情與非抒情的並存，恰恰是『返鄉』無儘可能的表現之一。

從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再到如今的日常生活觀察、文化研究，『返鄉』成爲人們思考現實時不竭的觸發，提供了豐富的文本。不知道這一年『返鄉』，文學又會給我們什麼答案呢？

返鄉敘事中的文化根系與精神原鄉

"返鄉"作爲一種文學母題，其魅力不僅在於地理空間的位移，更在於文化心理的深層共振。從琦君筆下溫婉的鄉愁到黃燈文中犀利的鄉村觀察，返鄉敘事始終在抒情與批判的雙重維度上展開。這種張力恰恰印證了"根"之於文學創作的雙重性——既是情感依戀的溫柔鄉，又是文化反思的試驗場。

中國文人的鄉土情結自古有之。陶淵明"採菊東籬下"的隱逸，杜甫"月是故鄉明"的詠嘆，都構建了傳統返鄉文學的抒情範式。琦君的散文延續了這一傳統，將鄉愁升華爲超越時空的審美體驗。她在【橘子紅了】中構建的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更是一個可供精神棲居的詩意原鄉。這種抒情傳統滿足了現代人對精神家園的永恆渴望，也爲返鄉敘事提供了情感底色。

當代返鄉書寫則呈現出更爲複雜的面向。黃燈等學者的非虛構寫作，將社會學視野引入文學表達，使返鄉敘事從個人抒情拓展至社會解剖。當返鄉者目睹鄉村空心化、傳統斷裂等現實困境時，文字自然從柔板轉爲急板。這種轉變不是對抒情傳統的背離，而是文學根系在新時代土壤中的自然分櫱。韓少功提出的"文學的根"，恰在於這種直面現實的勇氣——真正的根系不應是溫室里的懷舊標本，而應是在現實風雨中依然挺立的文化自覺。

返鄉文學的當代價值，正在於其構建了觀察中國社會的稜鏡。通過這面稜鏡，我們既看到城市化進程中的人性遷徙，也看到傳統文化在現代性衝擊下的頑強生命力。每一個返鄉故事都是大時代的小切口，記錄著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陣痛與希望。當作家們以不同方式"回饋鄉村"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文化尋根與精神返鄉的雙重旅程。

站在新的春運節點回望，返鄉文學的意義已超越文學本身。它既是個人記憶的保存者，也是集體經驗的書寫者，更是文明根脈的守護者。在這個意義上，每一次返鄉寫作都是對"我們從哪裡來"的重新追問，而文學給出的答案，終將匯入民族文化的長河。

論"返鄉"敘事中的文化根系與精神原鄉

"返鄉"作爲一種文學母題，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始終占據著核心位置。從【詩經】中的"採薇"到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再到現代文學中的鄉土敘事，這一主題呈現出中國人特有的精神結構與文化基因。琦君女士所言"根"的隱喻，實則揭示了中華文明安土重遷的文化心理原型。這種心理結構在農耕文明中孕育，通過宗法制度強化，最終形成中國人特有的"鄉土情結"。

當代"返鄉文學"的勃興，表面看是城市化進程中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深層觀之則是傳統文化心理與現代性衝突的文學投射。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之所以引發廣泛共鳴，恰在於其觸及了傳統倫理秩序解體過程中的集體焦慮。這種寫作已超越個人懷舊，成爲記錄社會轉型的"民族志"。韓少功提出的"文學的根"，在當代語境下已演變爲文化認同的隱喻性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返鄉敘事呈現出明顯的"雙重他者化"特徵。寫作者既疏離於城市文明，又與記憶中的故鄉產生隔閡。這種雙重疏離造就了獨特的敘事張力，使作品既非單純的鄉土輓歌，亦非簡單的都市批判。溫州甌海設立的琦君散文獎，本質上是對這種文化張力的制度化承認，將個人記憶升華爲集體文化記憶的保存裝置。

從文學史維度看，返鄉主題的嬗變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軌跡。魯迅的"故鄉"充滿啟蒙主義的批判，沈從文的"邊城"則建構審美烏托邦，而當代非虛構寫作更傾向於社會學的田野觀察。這種演變表明，"鄉愁"已從情感抒發轉變爲文化反思的方法論。春運期間湧現的返鄉敘事，實則是現代人周期性進行的精神溯源儀式。

在全球化語境下，"根"的文學表述面臨新的挑戰。當物理意義上的故鄉逐漸消逝，文學必須建構更爲複雜的精神原鄉。這要求寫作者既保持對土地的記憶忠誠，又具備超越地域的視野。真正的返鄉文學不應止於傷逝，而應如琦君那樣，在追憶中重建文化的連續性，爲流動時代提供穩定的意義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