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考古发掘现场抽水设备正在不停排水。

中新网彭山1月5日电 (刘忠俊 王鹏 刘刚)记者1月5日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通报会上获悉，为期3个月的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已全面启动。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位于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清代以来的文献中多记载明军将领杨展曾在此伏击了大西军领袖张献忠的船队，张献忠大败后，留下“千船沉银”的宝藏传说。2005年以来，河道内陆续发现了大量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装于木鞘中的银锭、“西王赏功”钱币以及大量的银质饰品、碎银等。

据了解，江口沉银遗址自2013年以来，遭多次盗掘。2016年10月，彭山警方成功破获江口沉银盗卖大案，涉案3亿元，并追缴回多件珍贵文物，其中虎钮金印、五十两金锭更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16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制定了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方案。

“这在四川乃至中国都比较少见，没有太多经验可借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称，此次考古发掘计划通过河道内的临时围堰工程解决考古发掘平台，再通过金属探测器确定重点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全站仪精确定位出水文物坐标，同时利用三维成像和航拍技术采集文物信息。目前，考古发掘所需临时围堰工程已经竣工，文保、安保设施已经到位。

行走在遗址考古发掘周边，记者注意到考古发掘现场出入处均有保安值守，每一位进出人员都要配带工作证件，同时还要进行安检。工地周围的墙上张贴有施工通告，工作区域内的河水已全部排空，河滩上一些考古专家正在现场勘测，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使用金属探测工作，对于沙石下的沉银进行精确定位。“本次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和以往水下考古不太一样，主要是因遗址内未发现沉船，已出土的文物主要夹杂在沙石中。”高大伦表示，正是基于江口沉银遗址的特殊性，所以决定先围堰抽水后层层发掘。

发布会上，考古专家们表示，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将对有关张献忠的历史传说提供科学依据，也将为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征战历史、政权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同时对认识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状况、物质文化形态，乃至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走向等都将产生重要的意义，眉山市彭山区还将筹建张献忠江口沉银博物馆。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的史学价值刍议》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发掘，实乃近年来明清之际历史考古的重要突破。此次发掘不仅关乎"千船沉银"传说的实证，更对重构明末农民战争史、社会经济史具有关键意义。

从出土文物谱系观之，已发现的"西王赏功"钱币、虎钮金印等器物，与《蜀碧》《荒书》等典籍所载张献忠大西政权制度高度吻合。金册、银锭等官造物品的集中出现，印证了《明史》中"献忠僭号，设六部"的记载，为研究大西政权职官制度与财政体系提供了第一手物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木鞘银锭的出土形制，恰与明代《工部厂库须知》所载解银制度相呼应，揭示了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具体实践。

此次考古采用围堰抽水与金属探测相结合的创新方法，实因遗址的特殊性使然。不同于传统沉船遗址，江口沉银呈现"金银夹杂沙石"的散落状态，这与《彭山县志》记载杨展火攻张献忠船队的战况高度契合。考古学家通过全站仪定位与三维成像技术，将能精确还原文物空间分布，为判断沉银性质（战利品遗存或主动窖藏）提供科学依据。

就史学价值而言，此次发掘至少有三重意义：其一，破解"江口沉银"的传说迷思，将民间口传历史纳入实证研究范畴；其二，通过金银货币的成色、铭文分析，可探究明末白银流通的区域网络与成色标准；其三，出土兵器与生活用器的组合，能直观反映农民军装备水平与物质文化特征。正如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所示，这批实物史料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必将推动张献忠研究突破传统史观的局限。

建议后续研究应着重三方面：一是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分析银锭微量元素，追溯白银矿源；二是系统整理出土钱币的铸币工艺，比照明代官铸标准；三是结合河道水文资料，重建明末岷江航运路线。筹建中的沉银博物馆，更当秉持"物史互证"原则，避免陷入"猎奇宝藏"的展示误区。

此次考古发掘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从沉船研究扩展到历史事件遗址的新阶段。在方法论上开创的"围堰考古"模式，为类似河床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范式。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必将为理解明清鼎革之际的西南社会打开新的视域。

《江口沉银考古发掘之文化史观刍议》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之发掘，诚为当代考古学界一大盛事。此遗址所涉张献忠"千船沉银"传说，自清初文献《蜀碧》《圣教入川记》即有载录，今得科学考古印证，实乃文献与实物二重证据法之完美体现。

考其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建大西政权于成都，铸"西王赏功"钱以颁勋爵，此与遗址出土钱币实物正相吻合。而《杨展传》所载江口之战，今见河道中散落之金册、银锭，恰为明末农民战争物质文化之实证。尤为可贵者，虎钮金印形制与明代宗室印信制度相符，五十两金锭錾刻铭文则反映了晚明赋税折银之制，此皆可补正史之阙。

此次考古采用围堰抽水之法，实因遗址特殊性使然。昔年泉州后渚港宋船发掘开创我国水下考古先河，今江口遗址未见完整沉船而采用沙石筛检，正体现考古方法论之发展。全站仪定位配合三维成像，乃科技考古之典范，较之传统金石学之著录方式，诚有霄壤之别。

吾辈当注意者，此类发掘非徒炫奇珍异宝，实为重构历史现场。张献忠政权存续虽短，然其经济制度、军事组织透过这些沉银可窥一斑。如木鞘藏银乃明代饷银运输定制，"西王赏功"钱币分级则体现农民政权之爵赏制度。未来筹建专题博物馆，当以物证史，破除民间猎奇之见，方不负考古工作之学术初衷。

今观盗掘案件所涉三亿元文物，更显科学考古之紧迫。昔年敦煌藏经洞之痛，今岂可重演？此次发掘将沙石层层筛选，较之盗掘者之涸泽而渔，正见学术研究之系统性与严谨性。吾人期待此次发掘能为明末社会转型研究开一新局，使传说归位于史实，令文物讲述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