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一次对可能性的探索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新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继在英国首演与欧洲巡演之后，前不久完成了在国内的首演。显而易见，这是对今年中英两国文化界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回应；更为内在的创作动机，则是小百花越剧团十余年来一以贯之、时引争议的理念：出“新”。求新求不同，对艺术创作个体来说，是本能的追求；对越剧来说，意味着对“戏曲+剧场”这对组合的可能性的探索。

具体到《寇流兰与杜丽娘》这部戏，“新”直接体现在对越剧题材的拓展与化用：既表现古典时代才子佳人的缱绻爱恋（汤显祖的《牡丹亭》），也展现罗马帝国时期大将军的悲剧命运（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并在二者的交替与偶尔的并置中，呈现出两部剧作共同的精神气质，即凸显生命个体对本心的坚持并甘愿以生命做代价的勇气：杜丽娘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寇流兰的不适时宜、宁折不弯的骄傲。由此，实现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对这两部剧作在内在精神上的“统一”。

在舞台表现上，则是两种风格迥异的表演风格：较多篇幅的念白、带有“戏歌”味道的歌曲以及Rap的出现，其比例似已超出了越剧的唱腔——“寇流兰”部分或可称作运用了越剧元素的都市音乐剧；熨帖地融合了昆曲与越剧的身段，字正腔圆地突出了以抒情性见长的越剧唱念——“杜丽娘”部分尽显中国传统戏曲的古典之美。两个主人公，两种舞台语言。

中场休息时，听到了若干位观众于闲谈中的“质疑”：“这还是越剧吗？”这句诘问，在当前的戏曲创作领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在继承中创造？还是在创造中继承？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取向，在今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实践者。在我看来，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恰恰同时展示出这两种可能：越剧既可以“时髦”地音乐剧化，又可以尽其所能地继承古典戏曲之美。这是一种传播技巧：有利于初次接触越剧者进入，尤其有助于西方观众借熟悉的莎士比亚和舞台表现样式走近汤显祖和戏曲。也宣告了一种姿态：戏曲可以“为我所用”地被创作者化用到当代剧场，也可以仅凭一两位演员婉转典雅的唱念就撑起整个舞台。茅威涛此次一人分饰两角，自由地出入与转换其间，则体现出戏曲艺术对一个演员的塑造——这些都是戏曲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可能性所在。

饶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越剧“寇流兰”的“新”的映衬下，越剧“杜丽娘”的传统之美分外醒目，惹人沉醉。为何如此？“寇流兰”是否过多地迎合了当前都市观剧口味，是否浅化了莎剧原作的思想深度？能否让“寇流兰”的当代性不止步于表面化的舞台呈现？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舞台上的交错与相遇，是否可以无需借助“石道姑”这个串场人，而由观众自己完成对这两个故事的理解？不仅今天这部灌注了勇气的新戏需要理论评论家的关注，“戏曲的可能性”这篇大文章更需要艺术家与理论界的共同解答。

《论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的跨文化实验与戏曲本体性坚守》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创《寇流兰与杜丽娘》一剧，实为当代戏曲发展进程中极具标本意义的艺术实践。此剧以汤显祖《牡丹亭》与莎士比亚《大将军寇流兰》双线并置，不仅是对两位戏剧大师逝世四百周年的仪式性致敬，更是对戏曲艺术当代转型的深度叩问。

在文本重构层面，该剧展现了惊人的文化通约能力。杜丽娘"情至"哲学与寇流兰"傲骨"精神，看似分属东西方美学体系，实则共同指向个体生命对主体性的终极坚守。这种精神内核的提炼，恰合王阳明"心外无物"之旨，使两种异质文化在越剧舞台上达成形而上的对话。编剧以"情本体"为枢纽，将《牡丹亭》的"梦中情"与《科利奥兰纳斯》的"怒中殇"绾合，可谓深得比较文学之三昧。

表演语汇的创新尤具突破性。剧中采用"双轨制"舞台语言：寇流兰部分融入音乐剧节奏与当代念白，杜丽娘部分则恪守越剧传统程式。这种"一文一武"的并置，暗合传统戏曲"文武场"的构成逻辑。茅威涛以一人驾驭两种表演体系，其"移步不换形"的功力，令人想起梅兰芳先生"象形取意"的表演哲学。Rap元素的引入虽引争议，实则延续了戏曲"时调入戏"的传统——从元杂剧吸收街市叫卖到京剧化用梆子腔，戏曲历来具有吸纳当代声音的基因。

关于"是否还是越剧"的质询，需从戏曲史维度审视。越剧自嵊县落地唱书发展至今，其形态历经"三改"：1940年代袁雪芬引入编导制，1950年代音乐改革，1980年代剧场化探索。此次跨界实验，恰是这种革新精神的当代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剧中昆曲身段的化用，既是对"百戏之母"的致敬，也暗含越剧形成期吸收昆曲养分的历史记忆。

当代戏曲创新需把握"度"的智慧。该剧可贵处在于：以现代剧场语言拓展观演关系时，仍坚守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本体特征。杜丽娘线严格遵循戏曲虚拟性原则，寇流兰线则尝试程式语汇的当代转译。这种"新旧共存"的创作策略，既避免沦为博物馆艺术，又防止过度解构传统。正如徐渭《南词叙录》所言"随其所宜而取之"，戏曲生命力正在于这种动态平衡。

此剧的跨文化实践，为戏曲国际传播提供了新范式。通过莎士比亚的"文化中介"，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得以被西方观众理解。这种"以西鉴中"的传播策略，较之简单输出传统剧目，更具文化对话的深度。但需警醒的是，创新实验终需回归戏曲本体——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言："戏曲之新，当新在骨相而非皮毛。"

《寇流兰与杜丽娘》的价值，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而在于展示了戏曲在全球化时代的多种可能性。这种探索本身，正是对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创作精神最好的当代诠释。